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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能進醫院的大門都很困難，而且醫生也都躲著，很多醫院都安排了保安專門盯著，那陣勢就和防賊似的。”聊起自己醫藥代表的工作，趙兵(化名)就一肚子的憋屈。

　　23歲的趙兵畢業于山東某重點大學，專業為醫藥學。今年7月份，趙兵經過層層考核後如願以償地加入某跨國藥企，成為醫藥代表群體中的一員負責山東省某地級市呼吸類藥物的推廣。

　　然而讓剛入職的趙兵感到措手不及的是，一場拒絕醫藥代表進醫療場所的“大行動”正在醫藥界展開，目的是為了打破藥企和醫院之間的利益鏈條。因為業內普遍認為醫藥代表會導致醫生憑回扣多少開藥而非按治療需要開藥，助長醫療部門的腐敗現象，並且間接導致藥價虛高。

　　“聽同行説，廣州省衛計部門已經採取相關措施了，而且現在很多跨國藥企也開始裁減醫藥代表，這可能也與葛蘭素史克行賄事件的影響有關。”趙兵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法治週末記者從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網站了解到，11月13日下午，該部門召開第二期行風專項治理情況通報會，會議點名批評了廣州五家醫院的醫生與疑似醫藥代表有接觸、交流，並要求認真搜尋原因，加大力度，認真整改。

　　這也引發了連鎖反應，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廣州多家醫療機構已採取保安抓住醫藥代表有賞、張貼告示敬告、內部嚴律醫生接觸醫藥代表等措施嚴防醫藥代表進入醫院。

　　法治週末記者查閱資料發現，葛蘭素史克(中國)自行賄事件發生後就在裁減醫藥代表，而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施貴寶)也正在大幅度裁減醫藥代表(以下簡稱藥代)，並將涉及千人左右。

　　醫學聯絡員模式興起

　　“上個月，去北京參加公司會議，大家都在抱怨(工作)越來越難做。我身邊很多同事都已經主動辭職了，目前我們公司像心肌類藥品的藥代都很緊缺。”趙兵説。

　　在藥代“飽受打擊”的境況下，一種溝通醫藥相關各方的“醫學聯絡員”模式正在醫藥界悄悄地流行。

　　醫藥業人士告訴法治週末記者，所謂醫學聯絡員的首要任務就是與相同治療領域(如腫瘤、中樞神經、心血管等)的學術領導者保持密切的關係；此外，醫學聯絡員還是各自製藥企業內部的專家，負責開發教學材料併為項目提供支援。

　　“對醫學聯絡員的績效考核指標是多方面的，包括和專家的溝通，科學上的建樹，研究以及相關出版物等；而現在醫藥代表的工作則是直接與醫生溝通，考核標準就是銷售的達成率。”上述醫藥業人士説。

　　“目前我們公司也有改革的動向，據説是要把藥代銷售指標取消，薪酬不再與績效掛鉤。如果這樣，我想工作可能會輕鬆很多。但這也意味著薪酬會大不如過往，那這份工作也就成為‘雞肋’了。”趙兵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同時趙兵也表示，自己明顯感覺到公司對於醫藥代表的相關活動的費用支援正在減少。“過去，申請一個學術報告活動很容易，相關費用包括請客吃飯、給醫生的學術報告出場費都是很容易通過公司給的信用卡直接報銷，而現在不行了，申請一場活動都很難。”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約有3000名醫學聯絡員，而未來這一數量預計每年將增加20%。同時相關行業報告顯示，亞太地區對醫學聯絡員的需求不斷增加，中國尤為突出。

　　法治週末記者在百度搜索嵌入“醫學聯絡員”後，首先彈出的第一連結都是醫學聯絡員的招聘資訊，而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這類招聘資訊更是活躍。

　　或換湯不換藥

　　“跨國藥企裁減醫藥代表並意圖在銷售模式上求變，推出‘醫學聯絡員’的身份多是當下醫療反腐壓力下的無奈之舉。而我認為這種身份的改變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實質上並不會有所改變。”曾在醫藥界各大藥企擔任銷售經理，現為北京市京翰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文生對法治週末記者説。

　　趙兵也向法治週末記者表達了自己工作的無奈：“現在公立醫院中醫生的一部分收入涉及到開處方藥分成。醫生開了國內藥企的處方藥後，一般直接就能通過醫院拿到相關的提成；而對於跨國藥企而言，醫生如果開了我們相關的藥品是沒有提成的。也因為這方面的原因，我們只能通過邀請醫生做學術報告等各種方式與醫生建立聯繫與交流，以使負責的産品能夠被醫生使用。”

　　“藥企下一步要做學術推廣，但是有一半的醫藥代表做學術推廣是做不了的，所以藥企想要強化這一塊就得招聘一些學醫藥的專業人士，同時將一些非專業的人士清理出去，而改造的方式就是裁員。但這個過程中肯定會出現換湯不換藥的現象，如果醫生的獲益方式得不到徹底的解決，單純去改革醫藥代表的話是解決不了本質問題的。”北大縱橫醫藥行業中心高級合夥人史立臣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據我了解，現在也有一部分跨國藥企意圖和一些諮詢公司合作，將醫藥代表這種業務劃到諮詢公司去，以規避可能存在的風險。雖然形式上有很多的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行業本身沒有本質的變化。這種形式上的改變，並不會解決醫藥代表暴露出來的問題現狀。醫藥代表的出現是有其基礎的，基礎不改變那麼這個行業也會繼續存在的。不管醫藥代表怎麼稱呼，它的本質就是銷售人員。”張文生説。

　　同時，史立臣也表示，像目前南京等地推出的醫藥代表資格考試等準入式的監管也多是形式上的。“所謂的行政準入解決不了道德與監管的問題，雖然可能會總體上提高醫藥代表的水準，但是解決不了這個行業暴露的根本問題。”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新醫改課題專家顧昕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新藥新技術總得有人來推廣，醫藥代表還是有必要存在的。

　　“但無論跨國藥企還是國內藥企在模式上尋求變革多是權宜之計，像醫藥代表換成醫學聯絡員，還是一些資格類考試等都是既不治標也不治本的措施。”顧昕説。

　　醫藥腐敗根源在醫療機構定價機制

　　“如果公立醫院的盈利模式不去改變的話，那麼醫藥行業的這種現狀不會有大的改變。醫院或醫生的來源主要是藥品收益或器材設備檢查項目的收費，這其中醫生的收入至少一大部分來自藥品盈利的灰色地帶。”張文生説。

　　“當所有的藥企都成了‘壞人’，它們是違法的，但也同樣説明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於它們。歸根到底整個醫藥行業暴露出來的問題，包括商業賄賂的問題，都是整個行政定價機製造成的。”顧昕認為。

　　顧昕表示，在目前的行政定價體制下，很多醫療機構往往用藥時是成心用貴的，如此他們的收入才能高，他們的醫生才能生存下去。

　　“因為在醫療機構中，薄利多銷的盈利模式是行不通的。目前醫療服務與藥品的定價都由各省的發改委或物價局來定並且物價局規定用藥只能加價15%，因此同樣能治好病的藥，他們肯定會選擇用貴的。而政府定價則存在著‘定不準、計劃趕不上變化’的特點。如果醫生僅靠掛號費，並告訴患者‘您的病回去喝點水就可以了’那是難以維持生計的。”顧昕説。

　　史立臣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認為：“醫藥代表現在搞得很亂，醫藥代表的水準也是參差不齊，但根本原因卻不是出在醫藥代表身上，而出在體制上。最需要解決的是醫生獲益的問題即醫生通過醫術去獲益還是通過藥品去獲益。而在整個醫療體制上，它對於這部分的設計沒有發揮作用。醫和藥如果能夠真正的分開，由國家全額支付的方式來解決醫和藥的問題。切斷醫生在開藥上的利益分配，那麼所有問題也就徹底解決了。”

　　在顧昕看來，政府只有從價格管制的角色轉化成政府購買的角色，建立醫保購買制度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而所謂的醫保購買制度則是醫保機構代表患者集體去作為醫療服務的購買者參與醫療機構所提供的醫療服務(以及藥品)的購買，從而擺脫患者被過度醫療等問題。

　　“令人欣慰的是11月25日國家發改委辦公廳將《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專門發函到部分醫藥行業協會，放開藥價管制方案正在快速推進。”顧昕透露，“如果整個行政定價制度得以破除，並把醫保購買制度完善，那麼像醫藥界類似商業賄賂等問題就能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在醫保購買制度下，醫療機構選擇性價比高的藥品也能賺得很多，它也就不會放任醫療回扣之類的事情發生，醫藥代表也能回溯正源。”顧昕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