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6年3月,各省市藥品招標工作將陸續結束,隨著以降價為核心內容的“議價談判”規則在全國的推廣,業界預計,去年頻頻出現的各地藥企大面積棄標或將重演。

　　2015年,浙江、湖南等地在藥品招標過程中曾出現藥企大範圍棄標,如浙江外資藥企整體平均棄標率達到60.5%,最高的為92.3%;拜耳公司在湖南的藥品招標中,36個品規中僅九個成交,最大降幅為11%,棄標率達到75%。

　　兩會期間,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透露:“談判試點選了5個品種,包括涉及到癌症治療等,價格是比較貴的專利藥、進口藥,通過談判,價格大體上能降到50%以上。”

　　對此,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級顧問幹榮富表示,“第一次降價50%或許有可能,因為可讓其進入醫保,但以後面對大批或所有進口藥都大幅降價似乎不太可能,起碼也得依從國際市場價或參照藥物經濟評價方法。”

　　30%藥佔比新規

　　2015年被業內稱為“招標大年”,然而藥企高棄標率也引起了軒然大波。

　　此前,中國的藥品價格管理實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三種形式。納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藥品、少數生産具有壟斷性和特殊性藥品實行政府指導價或政府定價;獲得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與智慧財産權、品質標準、技術創新及與保密等相關資質的藥品實行單獨定價。

　　但自去年國家發改委出臺《關於印發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意見的通知》後,藥品價格管理思路轉變為,逐步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強化價格、醫保、招標採購等政策的銜接。

　　在財政資金不能補償公立醫院的情況下,産生了“以藥養醫”、“以設備養醫”的現象。在公立醫院的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中,藥費佔比40%-50%,檢查治療費佔20%-30%,而醫生勞務費用加其他費用約佔20%-40%。

　　而2015年發佈的“70號通知”(《關於落實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採購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中提出,醫院要“逐步實現藥佔比(不含中藥飲片)總體降到30%以下”。

　　對此,幹榮富認為“藥佔比要控制在30%,對醫院來説影響很大,因為他們是拿藥品的差價填補財政補貼的短缺,也就是‘以藥養醫’。”

　　對於制藥企業和藥品流通環節來説,因醫院用量減少,也會受到影響。一位外資企業的醫藥代表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去年公司的銷售人員裁減了三分之一。”

　　但由於剛性因素的存在,　“藥品增長絕對值肯定還是上升的,但同比增長幅度會下降,比如今年就下降了3個百分點。”幹榮富説。

　　“此外,對三級醫院來説,控制藥佔比或許對中藥企業的影響還要大一些。”幹榮富解釋,由於三級醫院一般規定中成藥最多只能用300個,有些已被一些地區列入輔助用藥;另外是抗感染藥,分級管理已成常態化,最近多個地區、多家醫院宣佈門診不許輸液,所以,由於藥佔比規定的變化,醫院將會首先減少這兩大類藥物的使用。

　　藥企的棄標和對策

　　2015年,浙江、湖南等地在藥品招標過程中曾出現藥企大範圍棄標,幹榮富詳細談及了藥企棄標的幾種原因。

　　一是為了中標,很多企業的藥品投標價格甚至跌至成本以下,如果藥企有其他品種可以彌補這些品種的利潤空缺那還可行,但如果這些藥品是企業的主打品種,沒有利潤則無法生産,從而出現棄標。

　　二是中標之後由於目前全國各省招標平臺是聯通的,一家藥企的中標價格,全國都可以看到,一地區的低價中標無法應對全國所有省市的招標。

　　三是發改委雖然放開了藥品價格,但仍然對藥品實行價格監管。發改委有個藥品價格審評中心,要求每家企業每年上報成本,政府部門清楚地知道企業競標價格是不是低於成本,藥物的使用是否違背了藥物經濟學,市場的銷售是否具有壟斷的可能。

　　“許多外資棄標,並非是中標了不供應。而是因為過低的中標價格使其無法承受。”幹榮富舉例,如安徽蚌埠之前要求所有藥品一律降幅25%,這一做法是違背藥物經濟學的,是絕對不合理的。

　　“有些企業受不了低價,也不願偷工減料,所以棄標,退出的企業國企、外企都有。”藥品招標在制定藥品價格中必須有調查過程,比如進口合資藥可以參照其在大中華地區的銷售價格,看港澳臺地區,或算出平均價。但不管三七二十一降價多少個百分點,是沒有道理的做法。

　　幹榮富認為:“現在也確實存在進口藥品在中國定價過高的問題,但這完全可以調查。多部門配合很重要,如海關定期提供數據,發改委進行海外調查等等。”

　　一位國資藥企市場部的人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類似的情況在此前多次發生過,一些價格很低藥效不錯的藥品逐漸銷聲匿跡了。”

　　幹榮富表示,在以降價為核心的招標政策下,藥企最重要的是要明確自己的産品定位,“是基本藥物還是高端藥品,是保價格還是保市場。如果是基本藥物,肯定要保市場,以市場換利潤,薄利多銷;如果是自費、高端藥品必須保價格,價格下去了,再也沒有利潤空間,怎麼生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