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朗潤園，這裡曾經是清朝內閣、軍機處會議之所，而現在則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辦公所在地。朗潤園其中一間8平方米的房間就是李玲的辦公室，裏面堆滿了書籍和資料，也恰如中國醫改的縮影：繁重復雜。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李玲的研究領域是衛生經濟學，而大眾對她更為熟知的身份則是中國醫療改革領域的專家。

　　2003年，李玲離開生活了17年的美國，放棄馬利蘭州立大學的終身教職工作回到中國。她曾親眼看到美國醫療費用居高不下，看到醫療衛生過度市場化後給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李玲不希望中國重蹈美國覆轍，她參與到中國醫改之中，極力呼籲中國的醫療改革回歸公益。

　　李玲被更多人關注源於一份報告。2006年6月，李玲關於“宿遷醫改”的調研報告及其觀點，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從2000年開始，安徽省宿遷市將134家公立醫院的産權賣給民間資本，醫院由公立轉為私營。當地政府一直對此引以為傲，認為改革降低了老百姓的醫療費用，是成功的，甚至延伸出“宿遷模式”。

　　而李玲在對宿遷進行了深入調研後發現：宿遷醫改是失敗的，完全不符合醫療的客觀規律，無法持續發展，應該要回歸公益性。而隨著最近宿遷宣佈建設一家公立三甲醫院，李玲當年的結論成為現實。

　　2009年，中國公佈了新醫改方案，強調公益性和政府投入。而這恰恰是李玲最希望中國醫改走的路徑。但是，在新醫改推行的過程中，李玲認為很多具體措施並沒有觸碰到核心——醫院的創收機制，中國醫改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仍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

　　過往醫改有得有失

　　《中國投資》：1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通過了《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主要內容是基層醫療體制的改革，這與2009年開始的新醫改有什麼聯繫和區別？您怎麼評價？

　　李玲：《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是醫療改革的一大進步，但推出來得太晚了，這個規劃應該在2009年新醫改啟動的時候就出來，它是醫改的依據。

　　很多人認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完全依靠市場來解決，這是一種誤解。尤其是在醫療領域，各個國家都會制定合理的發展規劃。對於個人來説，發生重大疾病的概率很低，但是一旦得大病，個人的能力難以應對。但是，對一個人群來説，比如每萬人重大疾病的發病率是可以預測的。所以，醫療衛生資源就需要根據這些數據來合理規劃。

　　反過來説，醫療領域沒有規劃是否可行？是否可以像一般的商場或者餐廳，想開多少開多少？顯然不可以。對於一般商業來説，消費者的需求是由消費者自己決定的，消費者有自主權。但是面對醫療，消費者處於資訊弱勢的地位，是沒有自主權的。醫療市場是個強賣的市場，患者的選擇權很小。

　　所以，國際社會公認不能盲目建設醫院，醫生不可以亂培養。在病患處於弱勢地位的前提下，社會增加多少住院床位，就會增加多少住院病人，醫生會“造出”病人來。完全放開醫療市場，打開大門辦醫院，將醫院等同一般的服務業，是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不符合醫療行業的特殊規律。

　　《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就是要規劃醫療發展，防止過度市場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給醫改一個方向。當然，下一步的關鍵還在於如何落實。

　　《中國投資》：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再到2009年的新醫改，我國的醫療改革經歷了3個階段，是政府主導與完全市場化的博弈，您怎麼評價這3個階段的改革和最終效果？

　　李玲：縱觀 60多年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實事求是地説，我們的醫療、健康水準是高於收入水準的。但是前後 30年(以1978年為界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各有利弊。

　　如果僅僅從健康指標來衡量，後30年是遠遠低於前 30年的。前 30年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從 35歲增長到 68歲。後 30年，1978~2003年，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只增長了3歲，增至71歲，這個增速是低於國際平均水準的，並且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你可能會説，68歲就很難再增長了，但是香港、台灣、日本都比我們基數高，其增速都比我們快。2003~2013年，10多年又增加了3.5歲，增至74.5歲，所以這10多年的發展又是很快的。

　　之所以我們國家在前30年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主要原因是我們走出了一條新路。1949年，中國經濟狀況非常差，政府通過社會建設凝聚民心。我們黨利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分擔風險，並且利用組織優勢，在農村和城市走出符合各自特點的路。總地來看，當時國家對醫療領域的定位是福利事業，目標是減少疾病的發生，提高人民健康水準。

　　具體來説，城市以工作單位為單元，一個一兩千人的工廠就會有一個醫務室，甚至有小型醫院。當時醫務室的醫生都不是現代意義的醫生，他們很多人可能就是衛生學校畢業，做得更多的工作是預防疾病、維護健康。尤其在工廠，這些醫務室提前消除和職業病相關的威脅因素，減少發病。在農村，則是以人民公社為單位的赤腳醫生制度。中國人創立了世界上最便宜的醫生，赤腳醫生拿的是工分，用的方法是“一把草藥一根銀針”，他們工作的重點也是健康維護、提前預防，並不是等病了再去治病。中國人在那個時候創立的制度，正是今天國際最先進的理念：預防為主。當時思路非常清楚，醫療重點不是看病，而是減少疾病。

　　1978年以後，經濟開始改革，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稍微滯後一些，到80年代中葉醫療領域才開始改革，醫院逐漸被推向市場，開始創收。應該説，80年代之後的醫改，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當時城市和農村改革之後，尤其是農村集體經濟解散後，國家稅收大幅下降，養不起醫院。這些只能作為短期政策、權宜之計，但非常遺憾，權宜之計現在還沒有改變，這也是現在醫改最大的困境。

　　新一輪醫改其實開始於2003年，SARS的發生是個轉捩點。那場災難之後，中國政府開始注重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當時提出醫改的重心是回歸公益性，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讓城鄉老百姓都能夠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石破天驚，這些詞已經被淡忘得太久了，這一輪醫改的理論、方向都是對的。但在最終落實過程中，一些結果卻並不盡如人意。

　　《中國投資》：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國過去60多年來醫改的總體情況是怎樣的？處於什麼水準？

　　李玲：世界衛生組織曾于1978年在阿拉木圖召開年會，那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大會。那次大會，國際社會高度認可中國建國之後的醫療體制建設，認為中國解決了很多國家面臨的醫療問題，走出了發展中國家的路。受中國成功經驗的鼓舞，當年參會各國的政要們簽署了《阿拉木圖宣言》，主要內容是到2000年實現“health for all”。這個可以有兩種翻譯，一種是人人享有健康，另一種是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它的目的是推廣中國經驗，後來大量發展中國家都是學的中國經驗。

　　但是歷史的詭異之處就是，1978年中國開始轉型，國際衛生組織最推崇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赤腳醫生隊伍1978年開始土崩瓦解。因為這個制度依附的是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沒有了，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一直到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召開年會，這時國際社會對中國醫改的評價是：中國已經從世界最好的醫療模式，變成了世界排名倒數第四的模式。在健康公平方面，我們國家甚至比非洲一些國家還要差。

　　2000年以後，全球還沒有一個對世界各國醫改做權威評價的會議。但是在2010年左右，世界銀行曾經派一個代表團來到中國，他們在調查很多城市後得出的結果是：中國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公立醫院，所有的醫院都在創收。

　　亟待回歸公益性

　　《中國投資》：有人説，現在我國醫療服務主要面臨社會公平性差、醫療資源配置效率低，您覺得我們國家醫療體制目前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李玲：最核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讓醫院不要成為牟利的工具，回歸公益性。醫療衛生領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首先就是醫患雙方資訊的不對稱性。醫療的提供者處於天然的壟斷地位，如果供方有過多的盈利動機，醫院總是能夠有方法去獲取利益，這會導致患者利益受損。

　　也就是説，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大家摸索出來的醫療衛生規律是不能把病人當成創收手段，醫院不應該是商場。醫生應該回歸到治病救人的天職上，藥品也應該回歸到治病的本質。現在很多國家的醫改，都是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我們不能夠再背道而馳。

　　比如2000年，安徽省宿遷市以賣公立醫院開始衛生改革。2003年，該市最大的公立醫院宿遷市人民醫院成為民營醫院後，宿遷成為全國那只全世界僅有的全是民營醫療機構的城市。理論上來説，宿遷醫改屬於完全市場化，完全競爭，500多萬人口有500多家醫院，但卻是惡性競爭和過度競爭。競爭最厲害的是搶醫生，只要有好醫生，就會有大量病人來醫院，所以醫生跳槽頻繁。現在，宿遷的醫療技術水準不斷下降，病人去附近城市就醫。不得已，宿遷宣佈要重新建公立醫院。實踐已經證明：醫療改革不能完全市場化。

　　《中國投資》：對於民營資本開辦的私立醫院來説，他們更難走向公益性。

　　李玲：中國民營資本辦醫院，從1978年就開始了。現在民營醫院在數量上過已經超過了公立醫院，大多數民營醫院都是專科醫院。

　　中國民間辦醫院的門檻也非常低，只要有資金就可以進入。我常説的一句話是，民營醫院的春天是被自己毀掉的。因為，早期的民營醫院過分追求利潤，欺騙患者，導致信用的喪失。

　　縱觀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會把醫療衛生完全放開，任由資本進入，變成掙錢工具。民營醫院做得好的國家，都不是將民營醫院視為盈利工具，而是私人資本以做慈善的目的來開辦醫院。這需要有一整套的制度設計，來引導民辦醫院走向非營利。比如説遺産稅，辦慈善是可以免稅，但是作為遺産則是要大部分上繳國家。這樣的制度使民間資本有很強的動力去做慈善事情，回饋社會。

　　《中國投資》：去年，有人因為沒錢治病在家自鋸病腿，有人在家自建醫療設備等等，這些年重病家庭無錢醫治境遇讓人心痛。這些家庭很多都是農民或者城市貧困者，為什麼每年國家持續增長的醫療支出，沒有幫助到這些最需要的人群？

　　李玲：這就是另外一個急需要改變的問題，也就是醫療健康的公平性。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的每人平均預期壽命為82歲，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準，但是甘肅、青海等地的農村，每人平均預期壽命非常低，這個差距越拉越大。

　　事實上，我們現在醫療資源其實是很充沛的。2014年，我們的醫療支出已經佔到GDP的近6%，近3.6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這個數字還只是1.2萬億。這麼大的一個投入，實際上足以讓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

　　對比來看，香港、台灣的醫療投入大概只有GDP的5%，而香港建立了高水準的免費醫療保障體系，台灣是全民健保體系，我們現在花的錢更多，卻沒有達到這種水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把大量的錢都浪費掉了，沒有13億人口同舟共濟的制度建設。

　　現代社會所建立的各種各樣的保障制度，事實上就是起到同舟共濟的作用。我們國家有13億人口，分擔風險的能力應該是很強的。但是在實際中，我們卻把大海化成了小水塘，本應該是中央統籌的醫療籌資體系，變成了以縣級為單位。這就使得基層群眾的保障水準低，個人要承擔很大一部分。經過我們的測算，平均有50%的醫療費用還要自己付。所以，現在異地報銷也是沒有意義的，異地報銷背後是碎片化的籌資體系，這就有點像歐盟，把貨幣統一了，但是財政體系不統一，我們現在把報銷統一了，但是籌資體系不統一，地方政府難以承受。一個邊遠地區的病人來北京看病報銷，北京是什麼費用，邊遠地區又是什麼樣的籌資水準，他一個人要吃掉當地很多人的醫保。

　　因此，應該取消所有的醫保費用，改為醫療保障稅，形成全國統籌，池子變大後，抵抗風險的能力也會增強。新農合現在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中央應該統籌管理新農合的錢，直接撥給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運營成本，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醫改的答案

　　《中國投資》：您曾經説過，中國醫改的答案就在建國後的前30年。您有什麼政策建議？社會還需要做哪些努力？

　　李玲：中國醫改的答案就在建國後的前30年，這句話實際上不是我説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説的。2005年左右他來北京做講座時説，中國醫改答案不需要到處找，往前翻歷史就可以了。但是我覺得，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我們不能簡單地回到過去，也回不到過去。正確的做法是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60年以來的改革，理性的吸收前面好的地方，避免壞的地方。

　　對於政策來説，政府保障好民生，這是政府推脫不掉的基本責任，醫改是改政府。

　　我們今天醫改所面臨的難處是，當年我們把醫生推下海，就好比把乖貓變成老虎，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要設計一整套政策機制，落實政府辦醫和管醫職能，讓醫生回歸治病救人的天職。公立醫院不許創收，收支兩條線，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如果這一核心點沒有改，政府投入就變成了政府買單的市場化。

　　美國就是政府買單的市場化，每年産生的鉅額醫療費用，政府承擔了大部分，就是因為美國的醫療服務體系是創收的。政府不斷加大投入，是讓這條利益鏈茁壯成長，越養越肥。

　　我們的醫改改到今天，必須要問：誰為13億人負責？這一問題至今沒有解決。在醫保水準本就不高的情況下，如果再不把醫療費用控制住，那人民就更看不起病了。

　　《中國投資》：您認為，中國醫療改革所達到目標是什麼？

　　李玲：我一直努力的目標是：建設健康中國。中國未來的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健康。人類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再到商業、資訊社會，下一個競爭高點就是健康。

　　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人人都想活得健康。老齡化是人類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老年人最大的不確定性就在於醫療。醫療費用的支出從幾十元到幾十萬、幾百萬都有可能，正是這些鉅額的醫療支出正在拖拽著美國等發達國家，中國千萬不能重蹈覆轍。

　　地球上的資源，是不能夠支撐中國每人平均GDP趕超美國的，那麼我們的最大優勢可以放在健康領域。如果13億中國人的每人平均預期壽命超過美國，中國實現健康夢，就能夠實現中國夢。

　　因此，中國應該利用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等優勢，打造全民終身健康維護體系，盡可能降低醫療資源的浪費，讓老百姓不得病或者少得病。經濟、社會等一些政策的制定，也應該充分考慮到人民的健康，不應過分注重GDP。這其實就是國際上最新的理念：將健康融入到所有的政策。 (來源：《中國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