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21日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2013年以來檢察機關查辦和預防涉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的工作情況。最高檢職務犯罪預防廳副廳長陳正雲表示，截至今年5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涉農和扶貧領域職務犯罪2.9萬人，佔同期檢察機關立案查辦職務犯罪總人數的22%，涉農扶貧領域的職務犯罪仍在高位徘徊，處於易發多發的態勢。

　　涉農資金越來越多，監管缺失頻鬧“鼠患”

　　近年來，大批專項資金涌入農村農業領域。數額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但監管沒有同步跟上。一些基層幹部利用權力以及資訊不對稱的優勢，對農民各項補貼資金，以及扶貧、救災、保險等專項資金，或雁過拔毛、貪污挪用、侵佔私分，或失職瀆職、違規操作，致使惠農資金“跑冒滴漏”。比如曾任吉林長嶺縣長嶺鎮東升村黨支部書記的董德友，在2008年至2011年間，夥同他人以虛假申報的方式騙取國家泥草房改造補助資金39.6萬元，個人獲得贓款35.7萬元，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零六個月。

　　2013年以來，檢察機關共在涉農和扶貧領域查辦貪污犯罪1.6萬人，佔該領域職務犯罪總人數的56.7%。

　　“我們結合查辦的典型案件，針對‘三農’和扶貧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制度缺陷，積極推動管理制度機制完善和創新。”陳正雲表示，檢察機關推動建立涉農扶貧項目資金的陽光運作機制，通過法律監督促進基層事務公開，特別是促進涉農惠民資金和扶貧資金的類型、來源、發放標準、流程等及時全面公開，強化民主監督。

　　村“兩委”負責人案件佔涉農貪腐比例較高

　　在農村，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等“兩委”成員以及村組幹部、鄉鎮站所工作人員等擁有的權力非常大。他們在各項資金的申報審核、項目審批立項、專項款物管理等方面幾乎不受監督和制約，“一支筆”“一言堂”的現象十分普遍。涉農職務犯罪呈現職務低、發案率高的顯著特徵。在一些省份，村“兩委”負責人案件超過整個涉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的半數以上，有些市縣甚至高達近80%。

　　此外，一些涉農扶貧的職能部門與使用單位之間、國家工作人員與申請人之間、村委成員之間相互勾結、“抱團”腐敗，往往是突破一案、帶出一串、端掉一窩。2011年，海南海口市石山鎮北鋪村村委會主任王修光等6名現任和往屆村幹部聯合策劃實施，向海口市國土局的公務人員行賄220多萬元，貪污徵地補償款高達1300萬元。

　　從源頭遏制涉農職務犯罪需要健全監督制約機制，同時也要完善預防職務犯罪組織。“在鄉鎮一級，法院有派出法庭、公安有派出所，但檢察機關缺乏基層機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通過在鄉鎮設立檢察室、在縣區涉農部門和村級組織設立檢察聯絡室，積極推進基層法律監督陣地建設。目前已經實現了法律監督網路‘全覆蓋’，做到涉農資金流動到哪，法律監督就跟進到哪。”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高繼明表示，甘肅檢察機關還從基層紀檢幹部、司法人員、村務監督委員會委員和大學生村官中選聘檢察聯絡員，確保法律監督無盲區。

　　集中懲治預防，重點是職能部門、鄉村基層幹部

　　“最高檢決定，從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在全國檢察機關開展為期兩年的集中懲治和預防惠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工作。”陳正雲在新聞發佈會上説，檢察機關希望通過這項工作，集中查辦一批影響惠農和扶貧政策落實、損害農民群眾利益的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同時大力開展涉農職務犯罪預防，積極推動涉農惠民和扶貧資金管理制度、監督機制的健全完善，促進農村基層法治建設，促進鄉村治理機制的創新和完善。

　　據介紹，此次集中懲治和預防工作將堅持突出重點，堅決查辦涉農和扶貧職能部門、鄉鎮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村級“兩委”幹部、村民小組長、會計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同時把支農惠農財政補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事業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以及農村“兩委”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的賄選、破壞選舉等職務犯罪案件作為辦案重點。

　　在重點環節上，強調嚴肅查辦發生在農業發展建設、支農惠農和扶貧資金、專項補貼的項目申報、審核審批、發放管理、檢查驗收、項目實施等環節的職務犯罪案件。在重點情形上，要求優先查辦犯罪金額巨大、損失嚴重的職務犯罪案件；情節惡劣、涉及面廣、危害利益眾多，易誘發群體性事件、影響農村和諧穩定的職務犯罪案件，以及惠農扶貧資金審核管理髮放或項目審批過程中發生的優親厚友、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或嚴重不作為、玩忽職守，導致資金被挪用、騙取、套取、揮霍等瀆職犯罪案件。

　　“同時，我們還將組織‘法治照亮農村，廉潔促進和諧’專題預防職務犯罪活動，積極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巡迴宣講、專項預防，實行預防項目負責制等。近期，我們將與國務院扶貧辦就共同開展扶貧領域預防職務犯罪專項工作加強聯繫協作，協調解決有關問題，形成工作合力，共同為‘三農’工作和扶貧開發作出貢獻。”陳正雲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