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12時55分，一代改革闖將萬里與世長辭，享年99歲。今天，萬里遺體將在北京火化，天安門下半旗誌哀。

　　萬里長子萬伯翱在治喪期間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回憶萬里與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

　　萬伯翱説，父親退休後非常低調，幾乎不出席公開活動，沒想到他去世後，來自全國各地的普通群眾自發到靈堂祭拜，父親為老百姓辦了實事，老百姓沒有忘記他。

　　萬伯翱18歲被父親送到農村鍛鍊，一呆就是10年，父親叮囑他做一名有文化的農民。萬伯翱説，剛開始不理解父親的做法，有過抱怨，後來理解了，在風雨中他鍛鍊成一名作家。

　　萬伯翱説，父親對家人要求極其嚴格，有時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萬里的兒子不容易，有過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沒有辱沒父親清廉的名聲。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個正直、廉潔的人，是萬里對家人的叮囑，也是萬里留給後輩的寶貴精神財富。

　　談萬里退休後的生活

　　打網球不可以贏他

　　新京報：您是傳記文學作家，如果來書寫父親的一生，覺得他身上最大的亮點是什麼？

　　萬伯翱：父親最大的亮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人民的利益牢記在心裏。這是共産黨人的宗旨，父親做到了。他在安徽擔任省委書記期間主導農業改革，受到很多壓力，有老幹部質問他，“包産到戶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親反問他：“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麼？”老同志説：“我要社會主義！”父親果斷地回答：“我要人民群眾。”

　　父親為人民辦實事，在人民心中享有威望，因此有民謠“要吃米，找萬里。”

　　父親去世後，讓我很驚訝的是，全國有這麼多人懷念父親，我原以為父親淡出政壇20多年，為人低調，不會有這麼大的反響。父親的靈堂，不僅有高級官員前來弔唁，還有從全國各地自發來祭拜的普通農民、工人。有個80多歲的老人喬世英主動來靈堂祭拜父親，他告訴我，上世紀50年代，他還是個中學生，參加義務勞動，和北京市副市長萬里分在一組給公廁淘糞。副市長以身作則挑糞，給他留下很深印象。老人家握著我的手説：“老市長為人民辦實事，我一定要來祭拜他。”

　　新京報：自1993年從全國人大委員長位置退下來，老人家就很少公開露面了，大家很關心他的晚年生活。

　　萬伯翱：父親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就是完全退下來。父親曾對我説，老同志退下來後，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讓年輕同志放開手腳幹，就是對中央領導同志的最強有力支援。他給自己定了三項規定：不擔任名譽職務；不參加剪綵活動；不題字寫序。

　　雖然不再參加政治活動，父親的退休生活很豐富，概括為“三打、兩看、一接見”，“三打”是指打網球、橋牌、高爾夫球，每週萬里會打三四次橋牌，打兩三次網球，偶爾打一次高爾夫球；“兩看”是指看書看報紙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見”是指接見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親給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詩：“退休不發愁，還有橋牌和網球。還有一批好朋友，國泰民又安，老年樂悠悠。”

　　新京報：看到過老人家打網球的照片，那麼大歲數身手還那麼矯健。

　　萬伯翱：父親90多歲還上場打網球，他最高興的時候是打網球贏了，會開懷大笑。父親上世紀30年代在師範讀書時就迷上了網球，他是網球高手，晚年雖然速度不行了，但是對球的判斷，擊打還是很有力度。陪他打球不是件輕鬆的事，你不能糊弄他，胡亂打明顯讓著他，他會不高興。

　　2008年奧運會，中國網球運動員鄭潔和晏紫得了雙打銅牌，父親非常高興，拉著兩個姑娘在先農壇網球場一起打球，打球前，父親説：“你們可以贏全世界，但不可以贏我。”弄得兩個世界級運動員不知如何打球，最後父親贏了。

　　新京報：老人家真風趣。

　　萬伯翱：這是父親的玩笑話，老年人也有童真、要人哄的一面。他其實知道是對方在讓他，有次他問他的網球陪練，“我們在一起打球多少年了？”教練説：“30多年了。”父親很真誠地道歉：“很對不起你呀，30多年沒讓你贏過球。”

　　新京報：萬老退休後説過“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但他還説過：“如果我真正有什麼意見，該説的時候，我想我還是會説的。”您印象中父親退休後對哪些事情主動提出意見？

　　萬伯翱：父親提出三不規定，但並不代表他不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他每天還要閱讀黨的文件、內參、報刊。他晚年對環保很關心，有人主張在三亞建一個化肥廠，國家環保局官員給他彙報此事，父親就批示了堅決反對在三亞建任何污染企業。他還批示對家鄉的東平湖，一定不能污染，主張把重工業遷移出來。

　　父親一貫關心年輕人，在他擔任全國委員長期間，1989年底，他找北大的學生到人民大會堂打橋牌，邊打橋牌邊聽他們彙報思想工作，他很關心年輕人的發展。

　　新京報：能説説老人家在世時最後情形是怎樣的？

　　萬伯翱：父親去世前一週，因為肺炎感染連續多日高燒不退，在他住院期間，有天我來醫院看他，他告訴護士，“這是我的大兒子，我兒子來看我了。”

　　去世前一天，父親陷入昏迷，之前醫生要給他做血液透析，他擺手堅決不肯做。他最後是自己閉上眼睛的，走得比較安詳。

　　談萬里改革歷程

　　他有個外號叫“萬大膽”

　　新京報：有人説，您父親是中國改革的標桿式人物，您怎麼看？

　　萬伯翱：我認為父親的特點是實幹、大膽。他有個外號叫“萬大膽”。50年代，父親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設部部長，1958年父親主持修建人民大會堂，周總理任總指揮，我父親承擔具體指揮工作。父親日夜奮戰在工地上，人民大會堂建成後，父親回家了，我看到他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會堂作為“首都十大建築之一”只用了10個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對此很滿意，他在一次擴大會議上表揚我父親：人民大會堂修得不錯，指揮修建的人姓萬名裏，此人不簡單，一天就走一萬里。你們要學習萬里的速度。

　　“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1975年點將父親擔任鐵道路部長，他提出“安全正點，四通八達，多裝快跑”的方針，大刀闊斧整頓，不到一年時間，全國鐵路面貌大為改觀，火車恢復正點運作，民間流傳“安全正點萬里行”，父親被稱為“正點部長”。

　　新京報：您父親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受到很大壓力，他是如何克服這些阻力的？

　　萬伯翱：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他確實承擔了巨大的壓力。父親曾經對我説，“老大，你不是喜歡寫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兩次經歷是在鐵道部和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鬥爭太激烈了，你們作家拿來創作可以寫出很好的故事。”

　　父親到安徽後，親自到農村去調研，他輕車簡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農村最真實的情況，當他看到農民家徒四壁，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農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見他，因為兄弟幾個共穿一條褲子。父親當時就流淚了，他説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農民還過這麼苦的日子。他決心要讓農民吃飽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過年了，父親主持農業部門放倉借糧給每戶農民發5斤面過年，父親説，就是楊白勞過年了也得借兩斤白麵，給喜兒買兩寸紅頭繩過年，他要讓老百姓過年能吃上餃子。

　　1977年，極左思潮仍然盛行，當時有人認為，父親主導的小崗村“包産到戶”是跟大寨對著幹，是資本主義復辟，但父親就是大膽，他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改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安徽的改革，父親不理會，説，“你走你的陽光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底下的縣委幹部害怕了，拿著《人民日報》去問父親，還要不要堅持包産到戶。父親説，老百姓是問縣委要糧食呢，還是問《人民日報》要糧食？要是秋後《人民日報》能給你糧食，你按照它的辦，否則你就按照我的辦。

　　新京報：他沒有動搖過嗎，不擔心再次被打倒？

　　萬伯翱：你説我父親壓力大不大，被人攻擊為復辟資本主義，當時劉少奇還沒有平反，劉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狀之一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是當時極其嚴重的罪名。父親做好被打倒的準備，他曾經跟母親説：“大不了我頭上的烏紗帽不要了。”但他後面還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還會給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援父親改革的是陳雲，後來鄧小平也表態支援他完成了安徽的農業改革，安徽的農業改革突破建國來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中束縛生産力的東西。鄧小平對此有很高的評價：“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新京報：萬里是十八大主席團成員，老人家如何看待當下的改革？

　　萬伯翱：父親對當下的改革是讚賞和支援的，他尤其贊成反腐敗鬥爭。父親對腐敗嫉惡如仇，父親説反腐鬥爭一定要堅持到底，黨的艱苦樸素、廉政愛民的作風不能丟。

　　父親在1986年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提出我國政治體制存在一個弊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沒有受到應有重視，權力過分集中。這個講話放在現在看來，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談父子情

　　父親叮囑我當一個有文化的農民

　　新京報：您眼裏的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

　　萬伯翱：父親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對四個兒子尤其嚴厲，他對女兒比較溫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嬌，哭鼻子，開玩笑，我們四個兒子從來不敢跟他撒嬌，連跟他説話都有點害怕。他老了以後，就隨和很多，對孫輩很和氣。

　　父親對我的表揚不多，我到農村去鍛鍊後，有次他寫信告訴我，他接見了一批即將下鄉的知識青年，他跟那些知識青年説，“我兒子也是知青，我為兒子感到驕傲。”父親不輕易表揚我，我看到信後心裏很高興。父親退休後，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説，“你是受到周恩來表揚的模範下鄉知識青年，我給你寫的信最多了。”

　　新京報：您父親經常教育你的話是什麼？

　　萬伯翱：父親經常告誡我要自強自立、自食其力。18歲我高中畢業，父親就主張把我送到鄉下去鍛鍊，當時奶奶和母親抹著眼淚不同意，父親堅持要送我下鄉，他説，“我就是農民的兒子，希望我的兒子能到農村去接受鍛鍊，在風雨中成長。”

　　不過父親叮囑我，要做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農民，他跟我説，“農村是個大學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學，你可以研究養殖業，你喜歡寫作，下鄉豐富生活閱歷，一樣可以成為作家。”臨走時，他送給我一本很厚的筆電，他在首頁題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我至今還保存著這本筆電，裏面我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報：您到農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親的做法嗎？會不會想：“我是高級幹部的孩子，還要吃這樣的苦”？

　　萬伯翱：我到農村去就帶著三件東西：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部隊發的一床補滿補丁的舊被子，父親穿了多年的灰棉襖，還有15塊錢。我就這樣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農村的生活是艱苦的，有時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鋪，要到一里多地外擔水吃，吃的是紅薯加鹹湯，我正在長身體，吃不夠。和大夥一起幹活，有時頂著快40℃的高溫、毒辣太陽給果樹噴農藥，風一吹滿身都是農藥。累也不能吭聲。

　　要説我剛開始沒有想法是不客觀的，苦的時候累的時候我會想北京的同學在城市過輕鬆日子，憑什麼要放我一人到窮鄉僻壤來鍛鍊。但父親給我寫信，鼓勵我要好好向農民學習，加強鍛鍊。我很快融入農民的生活，1963年，《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市委書記的兒子參加農業勞動”報道了我下鄉鍛鍊的事情，周總理在首都應屆中學生畢業代表大會上，把我稱為幹部子弟下鄉的典型。能得到周總理的表揚，我很自豪。我就在農村紮下根來，一幹就是十年。

　　新京報：這十年的知青生活給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萬伯翱：我想我達到了父親的期望，了解勞動人民的疾苦，我也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分子。長期的磨練，豐富了我的閱歷，農村生活也給我提供了大量的寫作素材，後來我真的成長為作家。父親有次對我説，“我年輕時的願望也是當作家，沒想到我們家還真能出個作家了。”

　　談家風

　　對家人嚴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報：聽説您父親對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規？

　　萬伯翱：父親對家人要求很嚴格，他的官越大對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著他的旗號幫別人辦事，所有的孩子不許經商。不許使用公家的東西，不能佔公家一分錢便宜，細小的規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紅色電話，不能坐公務車。

　　50年代，有段時間母親曾經和父親在同一個機關辦公，父親作為領導可以配公務車上班，母親作為普通職員只能坐公交車上班，我記得母親的包裏總是有大把的公交車票。

　　父親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爺爺參加抗日戰爭，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後奶奶一直跟著父親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親不讓公車接送，是勤務人員幫奶奶雇三輪車去醫院的。

　　我們孩子更是從不敢找父親辦事，我是沒有坐過一次公務車，沒有使用過一次紅色電話，從不敢答應幫別人辦私事。這對我來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風如此。

　　妹妹剛到美國時，生活很艱苦，有美國的一所大學找她，提出想請萬里為學校題詞，他們願意出4萬美金酬謝。4萬美金是一筆天文數字，但我妹妹拒絕了，因為父親必然會拒絕，哪怕是他寵愛的小女兒。

　　新京報：是否抱怨過父親對你們要求太嚴格，還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萬伯翱：是的，父親有時候做事極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師，父親在做委員長期間，有一次看到一個內參，説廣東有一個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經濟問題，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處費。父親怒不可遏，批示説：如情況屬實嚴辦。母親知道後就不同意：你得調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斷吧。後來證實這是個誣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錯誤，父親肯定不會包庇的，一定會從嚴處理。弟弟説，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給我判十年，老爺子還會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這樣對家人非常嚴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報：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兒子，您沒有享受到特權，前途反而受到“父親的阻礙”，抱怨過父親嗎？

　　萬伯翱：父親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尤其反對打著他的旗號去實現個人目的，他多次反對家人升遷。北京亞運會後，我憑著自己的實幹和努力，被提拔為中國體育雜誌社總編輯和社長。弟妹在中南海向他報告了這個消息，他回答説，“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爭辯説，哥哥下鄉鍛鍊十年，靠自己的本領闖出來的。父親才作罷。

　　因為父親的反對，我妻子一直沒能調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過著兩地分居生活，我在鄭州讀完大學後被部隊選中入伍，後來調到北京某部隊，但妻子仍然在河南鄭州鐵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幫我妻子調動工作到北京，但是父親知道後堅決反對：“在鄭州工作不是很好嗎？都調動到北京來，那誰來做鄭州的工作。我的意見是不要調，誰調她來誰犯錯。”我妻子最終沒能調回北京。

　　我當然想妻子調回北京，誰想夫妻長期兩地分居呢？但拗不過父親的脾氣，要説心裏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逐漸能理解父親了，我沒有享受父親的任何特權，沒有辱沒父親清廉的名聲。

　　新京報：不能享受特權，反而處處受到限制，您覺得做萬里的兒子很難嗎？

　　萬伯翱：做萬里的兒子不容易呀。父親的官當得越大，對我們的限制就越多，我們還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過抱怨，不過也逐漸能理解父親，他是按照共産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時間長了，我們也就習慣了。

　　新京報：作為兒子，您覺得父親性格中最大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

　　萬伯翱：父親最大的優點是心中始終牽掛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缺點吧，作為兒子，從私心上來講，我覺得父親對子女太嚴格了，缺少家庭溫情。他對子女生活起居從不過問，他從沒去過我們子女5人任何一個小家串過門，可以説他對黨、對國家和人民是非常稱職的，但對子女似乎並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我理解他們那一代共産黨人，覺得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也是國家的，可以為了大愛犧牲小愛吧。

　　新京報：父親給後輩留下什麼遺産？

　　萬伯翱：父親一生清廉，沒有給家人留下任何遺産，沒有存摺，沒有金銀玉器，沒有房産，他是一個真正的無産階級革命家。但他給子孫留下寶貴的精神財産，做一個正直清廉、自強自立的人。

　　新京報：萬家後代發展多元化，萬里對家族後輩有何囑咐和期待？

　　萬伯翱：父親對家族後輩的囑咐是：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黨和國家服務，不能做出有損黨和人民的事；還有一點是要做一個正直、廉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