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艙門遲遲不能打開、“誰來將我抬上急救車”等疑問被一名病患以生命為代價逐一體驗而成為問題時，生命意識在某些領域到底匱乏到了何種程度，值得拷問。

　　“幸好我還活著，我才可以告訴你們，我遭遇了什麼。”近日，一篇名為《生死間，一個記者有話想對你們説》的文章刷屏網路，微網志名為“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的乘客張先生自稱，11月9日乘坐南航CZ6101航班時突發腸梗阻，飛機降落時他已疼痛到渾身汗水濕透，急救車正在等候，但大約50分鐘後飛機艙門才打開，隨即地面急救人員和機組人員又為誰將他抬下飛機爭執，最終幾經輾轉才被成功救治。

　　在患者與急救車之間，隔著一道整整50分鐘才打開的艙門。“誰來為我打開生命之門？”這讓人關注。對此，涉事航空公司方面回應，艙門開啟延誤是因飛機剎車系統故障需待拖車拖行。但這仍令人不解。即使發生故障，也不代表艙門打不開。更重要的是，正像一些空管資深從業者所説的，“開艙門按規定一定要到停機位，給指示才可以開門，但如果有特殊情況機長有權下開門指令。”那麼航班與機場事前是如何溝通的？機場方面是否予以有效應對？但無論如何，事情已然明顯，那隔在病痛與得救之間的，是一種未肯履責的門。

　　“誰來將我抬上急救車”是另一個令人心寒的問題。當艙門總算打開，又發生救護人員與空乘為“誰來抬病患僵持不下”的一幕。當患者自行“半蹲半爬下梯子”和“爬上救護車”時，居然無人扶他一把。這一“爬”字，讓人不忍直視。這樣的情形是不是似曾相識？這個在眾目睽睽下的艱難爬行者，是不是像極了那曾經倒在大街上無人上前搭一把手的老人？就倒地老人而言，旁人終究是“路人”，但那些環立於張先生身邊的，沒一個是不負有責任者。機組人員對乘客伸手攙扶，醫護人員對病患救死扶傷，至少都是責任所繫。

　　每一個細節與拖延，都攸關生命。然而，讓人心寒的遠不止此。“誰來陪護我就醫？”“誰來將我儘快送到醫院？”“誰來為我第一時間診治？”……當所有這些疑問被一名病患以生命為代價逐一體驗而成為問題之時，我們只想知道在某些行業，在這樣一個社會，生命意識及公共資源供給的意識到底匱乏到了何種程度。動用一切資源，極盡一切手段，本來是生命救援的題中之義。然而，我們看到的是，不論是空乘還是醫護，航空公司還是醫療機構，這些本該為消費者提供基本服務的專業機構，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對生命的推諉塞責。就像網友感嘆的那樣，“這個世界真的還會好嗎？”

　　昨日，南航方面作出了回應，並表示“將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完善相應工作流程”，首都機場急救中心也道了歉。這也正是當事人張先生所要求的，“我訴求兩個：1，理清急救流程，不能讓下個人再遇到我的遭遇。2，我放棄賠償補償，但我要搞清楚，我的病情被耽誤，該不該有賠償和補償。”張先生表示，這是為所有人問的。

　　為所有人問，亦是為所有人痛。也正是以所有人的名義，我們希望所有涉事的有關方面，有必要的追責，有真正的反思，有有效的應對。或許當包括航空公司在內的市場服務主體及公共機構，現有應急保障資源都能為一個普通公民的生命而動用，個體生命尊嚴才不會在瀕危時刻倒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