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8月25日，新三板做市商制度正式實施一週年。日前，中國新三板APP、中國網新三板頻道聯合發佈了業界首份“新三板做市商競爭力榜單”，通過分析覆蓋面、活躍度、影響力等多個指標，並結合做市企業、專家、PE等投資機構觀點，對做市商的做市能力進行綜合評價，以期冀新三板做市商制度的發展完善。

　　圖片來源：新三板做市商競爭力榜單

　　中國網財經8月25日訊(記者 張恒 劉小菲)去年的8月25日，新三板開始實施做市商制度，一年來，做市商由開始的42家發展為現在的78家，同時，參與做市的企業也逾700家，佔新三板企業數量超過20%。

　　在這份“新三板做市商競爭力榜單”中，齊魯證券、天風證券、國信證券等十家券商綜合做市能力最強。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賀強在接受中國網財經採訪時表示，一年來，做市商在活躍交易、增強市場流通量和平抑股價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無論從做市商數量，還是做市規模，新三板的做市商制度仍處於初級階段，市場發展和相關制度建設任重道遠。”

　　78家做市商分羹市場 中小券商跑馬圈地

　　在新三板首批43家做市企業中，上海證券攬走9家，而經過一年時間發展，做市商的做市業務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

　　中國新三板APP、中國網新三板頻道發佈的“新三板做市商競爭力榜單”(下稱榜單)顯示，目前齊魯證券做市企業數量達到157家，佔全部做市企業數量的20%，成為做市覆蓋範圍最廣的做市商，緊隨其後的天風證券、國信證券做市企業也均超百家。

　　而在累計成交量和成交金額方面，國信證券則分別以6.55億股和87.34億元拔得頭籌，齊魯證券、國泰君安、東方證券、天風證券也在這兩項指標位居前列。

　　對國信證券的做市成績，國信證券新三板做市業務部負責人賈超在接受中國網財經採訪時做了解答。賈超指出，2014年國信證券大部分時間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狀態，多是與海外資本市場學習交流，“2015年來伴隨新三板市場的火熱，尤其在各種政策預期的刺激下，國信做市業務迅速擴張，做市能力也隨之增加。”

　　榜單中還公佈了做市商所做市企業的總市值和總股本，而這兩項指標均被武漢的天風證券佔據榜首，其做市企業總股本為167.38億股，做市企業總市值為2051.11億元。上海證券、廣州證券、中山證券在該項數值上也排名靠前。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指標排名居前的多為中型券商。對此，一家做市商負責人對中國網財經表示，出現這樣現象原因在於，大型券商得益於介入早，初期得到的庫存股較多；中小券商雖然拿到做市資格晚，後來發力，更多體現在數量上跑馬圈地。

　　做市商做市投入方面，據不完全數據統計，市場上78家做市商整體投入約110億元用於取得庫存股，若按1:1配置做市庫存股和做市資金，則券商做市總投入大約在220億元。這一投入與目前新三板做市企業逾5000億元的市值相比，比重甚少。一位不願具名的券商做市業務負責人向中國網財經透露，做市商的做市投入都低於對外宣傳的數量。

　　做市企業受益 高成長性行業更受青睞

　　做市商制度引入新三板一年來，做市企業數量的增長同樣不容小覷：從剛開始的43家到目前的超過700家。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接受中國網財經採訪時表示，做市商制度大大提升了新三板的流動性，對掛牌企業在估值方面起到正確的引導作用，同時也維護了股票價格的穩定，提升投資活動安全性。

　　同時，企業通過做市所獲得的好處不僅僅局限在二級市場，這一行為所附帶的其他隱性收益是做市商制度給企業帶來的另一項福利。

　　擁有10家做市商的維珍創意總經理高利軍在接受中國網財經採訪時稱：“掛牌企業做市要放開思路，逐漸引進更多的股東，從而體現公司的公允價值；同時交易活躍以後，包括融資、加入做市指數，甚至以後進入分層、公募基金推出新三板指數基金等等，這對公司未來融資、並購等都有很大好處。”

　　紅豆杉董事長龔新度對中國網財經表示，做市交易不僅有利於企業通過市場定價發現自身價值，同時還增加了流動性，股票交易活躍度進一步增加；銅牛資訊董秘劉毅也在接受中國網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做市交易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動性，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拓寬了投融資渠道，還為公司吸引更多的機構投資者，並且改善公司的股權結構。

　　新三板作為“把服務小微企業作為首要任務”的資本市場，做市商制度使得很多更具成長性的企業被挖掘出來。

　　天風證券場外市場部總經理王聰向中國網財經透露，天風證券在選取做市企業時，優先考慮“兩高六新”行業，即“成長性高、科技含量高”和“新經濟、新服務、新農業、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業模式”；同時，資訊科技、生物與新醫藥行業的擬做市標的，凈利潤和營業收入指標可適當放寬，但必須具備更加顯著的成長性。

　　做市商制度需要“鯰魚效應” 擴容訴求強烈

　　目前，新三板做市企業中擁有10以上做市商的企業共20家，其中聯訊證券以擁有23家做市商冠領700余家做市企業；另一方面，有超過500家做市企業的做市商不到5家，這與做市商制度相當成熟的美國納斯達克，每家做市企業平均擁有12家做市商的水準相距甚遠。

　　二級市場方面，新三板正遭遇流通性困局。8月24日，新三板全市場共計成交6.18億元，其中做市轉讓成交4.3億元，這一成交額與今年4月的52.3億元的成交峰值相比，縮水逾8倍。

　　在此背景之下，業內普遍認為擴容做市商，讓更多金融機構參與做市是緩解新三板流通性困局的方法之一。

　　作為新三板投資領域的“怪客”，天星資本正準備掛牌新三板，其總裁王駿在接受中國網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預計做市商牌照年底會向PE/VC、公募基金等放開，允許大資金入場，流動性會隨之增強；王駿還稱核心政策落地之後，資金進來還會需要一個過程，但那時將會是市場最火爆的時候。

　　新鼎資本董事長、“啃哥”張馳也對中國網財經表示，新三板做市商制度需要“鯰魚效應”，當PE/VC等投資機構獲得做市牌照時，可以帶動整個市場的活躍度，甚至會續演今年三四月份的火熱行情，並且擠走目前已有的一些不活躍的做市商。

　　賀強則認為，降低做市商準入門檻，一方面有利於活躍市場，但另一方面門檻的降低會導致很多資質一般的機構成為做市商，通過炒作股價來博取高額差價的現象或會更多。

　　制度建設需緊跟市場 政策引導應具持續性

　　做市商制度引入中國新三板的時間比美國納斯達克晚了近半個世紀，但這並不是該制度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資本市場。成立於1990年12月的原“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STAQ)曾經試行做市商制度，由於是在市場規則極不規範的環境下運作，做市商制度名存實亡，該系統後來停止運作，做市商制度未能堅持下來。

　　“對於每個階段市場所呈現的不同態勢，在制度建設上應該予以相應的完善，”賈超表示，新三板一方面被稱作是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基石，同時被認為是註冊制的試驗田，相關制度建設在學習外部經驗的同時，也應該根據自身市場發展的實際狀態所有變化。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對中國網財經表示，巨大的包容性是新三板最大的優勢和生命力所在。董登新同時稱，巨大的包容性意味著高風險，就制度而言，對於做市商非常寬鬆，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做市商本身職能的發揮應該受到考問。

　　在6月份以來的大跌中，很多新三板的做市商大量高位拋售庫存股票，這種做法被認為既是對掛牌企業的不負責任，同時也是對整個做市商群體公信力的打擊。對此，董登新認為，創新的同時監管需要相應跟進，尤其是對證券仲介的監管，對主辦券商和做市商的監管應該納入一線監管範疇。

　　廣州證券做市商業務部總經理常遠在接受中國網財經採訪時同樣表示，做市商的行為一定要納入監管，並且力度應該加強，但需要符合市場化的邏輯。

　　除了對做市商的監管以外，監管層在相關政策頒布上也受到討論。

　　新三板在今年三到四月份經歷了自掛牌以來最火熱的行情，不少做市商從中獲利不薄。隨後行情每況愈下，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A股大跌外，分層管理、競價交易、投資門檻降低等相關政策預期遲遲不落地，被外界認為是助跌新三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針對上述現象，常遠表示，一方面，政策具有極強的引導力，另一方面，市場各個主體對政策也具有極高的敏感度，間接對市場影響很大，監管層應該在搭起政策框架的基礎之上進行完善與修訂，並最終將權力賦予市場，市場會自我修復與調節。但監管的必要性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