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可譯”時代到來，翻譯如何兼顧本意與詩意

我們正處在一個翻譯的時代。人人可譯，借助拍照翻譯、螢幕劃詞翻譯、搜索引擎翻譯等工具，不會外語的人可以輕鬆應對需要外語的場景；處處皆譯，我們用的手機、電腦、護膚品等大都配有已翻譯成多種語言的説明書，瀏覽的國際新聞大多也是編譯過來的。翻譯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人人可譯、處處皆譯的翻譯品質如何？大量夾雜著英文詞彙、複雜句法的歐化漢語，又會給我們的語言和文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人們對“翻譯腔”已經熟視無睹

人人可譯、處處皆譯帶來了即時翻譯、快餐翻譯。時效即生命。為了追求效率，我們往往不求甚解，只求大意。在外國餐館用拍照翻譯點餐，或是用螢幕取詞翻譯了解外語文獻的意思，翻譯工具的確讓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捷。但如果翻譯面向公眾，譬如圖書翻譯、公示語翻譯、新聞翻譯、説明書翻譯等，那就必須力戒這種大致翻譯或機械翻譯。這種大致翻譯或機械翻譯往往不夠準確，措辭過於歐化，甚至夾雜著不少望文生義的錯誤。

不少譯者一見到“when”就翻譯成“當”，習慣用“的”連接多個前置的修飾語；見到英語的被動語態就翻譯成“被”字結構，於是出現了“噹噹不斷”“的的不斷”“被被不斷”的問題。這種歐化的譯法，余光中謂之“惡性西化中文”，其惡在於“化簡為繁、以拙代巧”。倘若一部譯作讀來只見一片片拗口的長句，雜有“噹噹不斷”“的的不斷”“被被不斷”，漢語的簡約之美便無從談起，也會影響讀者的閱讀。然而，很多時候人們對此習以為常，覺得譯文本來就這樣。可見，人們對帶有“翻譯腔”的譯文，抱有集體無意識的容忍。這種容忍，意味著大家對“翻譯腔”已經熟視無睹。

中文歐化緣起于“五四”新文學運動，經歷了推崇、反思、調和三個階段，始終和翻譯密切相關。傅斯年早在1919年就倡導“歐化的國語”。而胡適一方面主張文化全盤西化，另一方面卻對現代漢語的歐化始終有所保留。魯迅則認為“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因此主張一種雜合的“歐化語體”。鄭振鐸、沈雁冰等亦主張語體或文法歐化。

“五四”新文學運動二十年後，人們開始反思歐化的利弊。語言學家郭紹虞承認中文歐化對新文學有一定幫助，同時也指出過度歐化“終不免為行文之累”。在翻譯實踐方面，歸化翻譯重新開始盛行。比如，翻譯家張谷若用“地道的中文”翻譯《德伯家的苔絲》，將英文原作中的威塞克斯方言翻譯成了土味十足的山東方言。翻譯家傅東華翻譯《飄》，把人名地名都中國化了。

過度歐化的直譯是對原文的假忠實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中國第四次翻譯高潮的到來，翻譯中的歐化之風再次興起，且一直持續至今。這引發了不少學者的擔憂，認為“翻譯腔”帶來的歐化句式會嚴重影響漢語的純潔性。

翻譯中的中文歐化問題與英語作為全球通行語言密切相關。世界上講漢語的人最多，可與英語相比，漢語是較少被翻譯成外文的語言。據國家版權局統計，2019年我國共引進圖書版權15684項，其中英美兩國圖書引進7643項；同年輸出圖書版權13680項，其中漢語圖書輸出到英美1107項。2019年我國英美圖書引進數量是漢語圖書輸出到英美的7倍左右。總體來看，我國圖書輸出和輸入的逆差在縮小，但漢語圖書的譯出與英文圖書的譯入逆差極大。

外語的輸入，帶來的不僅有新觀念、新技術，更有外國的文化。隨著英語在世界各地的傳播，不少學者擔憂，大量歐化的詞彙句法會衝擊本土語言生態，可能造成本土語言慢慢喪失自身特性，失去被翻譯的可能，從而弱化本土語言在全球語言生態中的地位。人們也擔憂，大量歐化的語言會污染純凈的本土語言，造成語言的殖民。這些擔憂有一定道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0年發佈了《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全球大約有6500種語言，其中將近一半處於瀕危狀態。另據一些語言學家估計，大約每隔一週，世界上就會有一種語言消失。

不過，人類文明的活力在於交往交流交融，而交往交流交融又離不開翻譯。只要翻譯存在，不同語言的相互影響就不可避免。就我們國家而言，漢語受到英語等其他外語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也不必過於杞人憂天。

語言自有其凈化篩選的內在機制，它會在與其他語言的交流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譬如，一些從外語中翻譯過來的詞彙已經變成漢語的一部分，我們甚至意識不到它們來自外語。漢語人稱代詞有性別之分始於1917年，受英語影響，出現“他”“她”“它”的單數人稱代詞，後來又受法語影響，出現對應的複數形式“他們”“她們”“它們”。至於句式方面，“之一”“與其説，不如説”等外來句式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式，增強了漢語的邏輯性、嚴密性。總之，從外語中引進新的詞彙和表達方式大大增強了漢語的包容性。

至於人們擔心的漢語過度歐化的問題，除了有譯者翻譯能力不足的因素，主要還是由於文化交流的失衡。因此我們反對的不是有益於語言和文化發展的歐化，而是過度歐化。過度歐化的文體大量使用“被”字句，過多使用抽象名詞、連接詞，複製原文的長句結構，往往長篇累牘，行文生硬，甚至邏輯混亂。這種所謂的直譯，是對原文的假忠實，亦即錢鍾書先生所批判的，可以列為“撒謊表”。

結合具體語境選擇合適的翻譯技巧

語言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翻譯從本質上講是兩種語言、文本、文化的對話。譯者帶著自身的歷史視域，走進源語文本的視域，在跨越時空、跨越文化的對話中，兩種視域得以融合，從而産生新的意義。因此，翻譯不僅是一個語言轉換的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它與本土文化建構息息相關。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譯者須以本土文化建構、傳播為己任，結合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具體語境，依據讀者對象、文本類型、翻譯的方向（譯入還是譯出），正確使用翻譯技巧。

其一，譯者在翻譯之前，應弄清楚文本屬於哪個類型、誰來閱讀文本等基本問題。魯迅曾經從文化戰略的角度提出“硬譯”，譯文帶有明顯的“翻譯腔”，但並非他的所有譯文都如此。他考慮到文本功能、文本類型和讀者對象的差異性，在翻譯文藝理論時，針對受了良好教育的讀者，採用“硬譯”的翻譯策略，而翻譯兒童文學作品則以意譯為主。

其二，要視翻譯的方向是“外譯中”還是“中譯外”而採取不同的翻譯方式。針對翻譯理論學家韋努蒂為阻抗英語文化霸權所倡導的異化策略，愛爾蘭學者邁克爾·克羅寧認為，為了保存愛爾蘭語的特性和差異性，應該用地道的愛爾蘭語翻譯英語文本，用阻抗式、帶有愛爾蘭語特徵的英語翻譯愛爾蘭語文本。同樣，譯者在將英語文本翻譯成中文時，必鬚根據具體情形，合理決定譯文“翻譯腔”的程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發展中國文化，體現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在“英譯中”時用帶有一點“翻譯腔”的譯文呈現他者文化的新和異；另一方面，為了保持漢語文化的獨特性，應該避免低級負面的機械“翻譯腔”，根據譯文功能、文本類型、讀者對象等的不同減少對歐化句式的使用，並對原文中的錯誤價值觀予以修正。

總之，語言和翻譯從來不是價值無涉的透明之物，帶有“翻譯腔”的譯文在歷史上的特殊時期承擔的是特定的文化政治任務，而在當下全球化的背景下，譯者須從文化戰略的高度，綜合考慮影響翻譯和文化的諸種要素，採取最適當的翻譯方式，在翻譯中推動本土文化的建構和傳播。

（作者：于德英，係魯東大學教授，本文為山東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基於哲學思維方式的中西譯論比較研究”的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