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舒適區 看國際文壇的“前浪”們如何突破

◆伊恩·麥克尤恩的作品近年來飽受影視界的青睞，《贖罪》《在切瑟爾海灘上》等多部作品先後走上銀幕。圖為《贖罪》劇照

熟悉的題材，慣用的套路，輕車熟路的遣詞造句……一些有一定功底的作家愛在自己的“舒適區”寫作。但在這世界的不同角落，我們也總能發現有一些已在金字塔尖的作家，時刻警惕著陷入自我重復的泥潭，敢於丟棄爛熟的套路，不沉迷于寫作技巧之中，不斷尋求著文學的可能性與活力。他們中的一些人年紀雖已老邁，但筆端現出的朝氣卻還年輕，劇烈的反差成就了一幅幅動人的圖景。

最近的圖書市場上，有幾位蜚聲國際文壇的作家都有譯介的新書與我們見面。這些拿獎拿到手軟的“前浪”們，顯然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拿過的獎項以及黃金般的寫作履歷。對他們來説，在“舒適區”裏寫作可能會讓她們感到不安，年齡從來不是停止思想與創造的理由：從82歲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長篇新作《證言》的中文版，到伊恩·麥克尤恩以70多歲的年紀，寫出一部以“人工智慧”為議題的小説；再到去年去世的當代極富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90歲高齡時寫出的回望一生詩歌閱讀之旅的非虛構遺作。這些已進入經典之列的寫作者們，沒有失去對社會的敏感，對時代的感知，有的用文學預言世界的巨變，有的在從未涉足的領域裏寫出新意，他們屢屢往寫作的極限處尋求突破，書寫著文字的無上榮光。

伊恩·麥克尤恩

最優秀的科幻小説不是寫未來而是寫當下

“你永遠無法估計伊恩的下一部作品會寫什麼”，一位文學評論家這樣形容這位當今英國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從1975年發表第一本短篇小説集《最初的愛，最後的儀式》並迅速引起轟動以來，麥克尤恩寫小説的輝煌大半生，已來到了古稀之年。然而，不斷尋求突破“舒適區”的寫作，卻絲毫沒停歇的跡象。

新小説《我這樣的機器》是他對時代熱點的回應。在書中，麥克尤恩對人工智慧、網際網路和新科技等議題進行了“伊恩式”的展現。他設想了一個平行宇宙裏上世紀80年代的倫敦，科技水準要遠高於現在，幾乎所有電子設備都具有智慧。男主人公查理是個資深宅男，他愛上聰明又神秘的女鄰居米蘭達。查理很有錢，買下一台最先進的倣生機器人——亞當。在米蘭達的協助下，他們一起設計了亞當的個性。然而，正是這個被愛情衝昏了頭腦的決定，成了後續一系列故事的伏筆。這個近乎完美的機器人漂亮、堅強、機靈，很快三個人的關係發展成了一場三角戀，他們必須得一起面對深刻複雜的道德難題……

閒暇時，麥克尤恩自嘲他的機器人愛上女朋友的“三角戀”故事，肯定不新鮮，甚至可以説已經被寫濫了。但他進一步解釋，自己想通過小説探討的是機器人是否會有自我意識、人工智慧究竟需不需要有道德感。隨著人工智慧技術對日常生活的滲透，這些當下人們經常討論的話題，在現實中已成了迫切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這些問題跟倫理、科技密切相關，對小説家來説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所以我這本小説，與其説是寫未來，不如説寫的就是現在。我認為最優秀的科幻小説，寫的就是當下”，麥克尤恩這樣認為。到底這次他能不能在並不熟悉的題材領域完成一次全新的突破呢？無論答案如何，以一位網友的話來説：“70歲還能走出‘舒適區’進行創作，已然是勇氣可嘉。”

一些讀者在看完《我這樣的機器》之後感慨：這麼些年來，伊恩·麥克尤恩給讀者的標配一直是：腦洞大開的情節，搭配出人意料的結局，在偶發多變的事件裏探討道德與人性，用虛構的故事直指現實世界的複雜人心。但犀利、富有洞見、主題的深刻性等等則又不斷刷新著我們對麥克尤恩的固有認知。

他的小説永遠站在倫理道德的懸崖邊。比如，這個新作拋給讀者的根本思考：是什麼讓我們成為人類？是外在行為還是內心生活？機器能明白人心嗎？這個大膽而又刺激不斷的故事提醒著人們，我們有能力創造出自己都無法控制的東西。

麥克尤恩的作品近年來飽受影視改編的青睞，《贖罪》《在切瑟爾海灘上》等多部作品先後走上銀幕，並取得了成功。包括《我這樣的機器》在內，麥克尤恩目前已著有15部長篇、三部短篇小説集和幾個劇本。好玩的是，他常會為準備一部小説而進行長時間持續不斷的研究工作，有不少課題都被他做成了科研成果。《我這樣的機器》所進行的全新嘗試，説明瞭麥克尤恩仍處於創作能力的高峰。這不僅體現在寫作中，更體現在他的目光所及之處。早在年輕的愛爾蘭小説家薩莉·魯尼的《普通人》火爆歐洲之前，麥克尤恩就率先表達過對這位女作家的欣賞。他説：“我完全陷進了這個故事之中”，在他家客廳的書架上還存有艾米麗·聖約翰·曼德爾裝幀精美的科幻小説 《第十一站》。從這些都可以看出，隨著年歲的增長，伊恩·麥克尤恩並沒走向狹隘或是固步自封。

不僅如此，伊恩·麥克尤恩在發表《我這樣的機器》之後不久，又寫了一部新小説《蟑螂》。在這部“卡夫卡式”的作品中，主人公在早上醒來後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型蟑螂，並一躍成為英國首相。這一次，麥克尤恩又將視角對準了英國脫歐這個話題，將他對英國現狀的擔憂寫進了作品之中。新書的突然發佈，又一次讓新老讀者們頗感意外，在麥克尤恩看來，英國現階段正面臨著許多問題。充滿問題的時候，對小説家而言，往往意味著巨大的機會。面對當下困境，寫作是作家唯一能採取的方法，而好奇心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在他看來，好奇心讓他的腦子、他的心靈時刻保持年輕。如果失去對世界的好奇心其實就是靈魂的一種死亡。他説：“對一個70多歲的寫作者來説，我需要時刻面對這樣的危險。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有一天，我對世界的好奇心減退，就是我應該退休的時候了。”

村上春樹

最新短篇小説集甫一齣版，就被日媒寄以救市厚望

常年“陪跑”諾獎的“勞模選手”村上春樹也是個不願留在“舒適區”中的作家。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村上春樹剛剛于7月中旬完成並出版了他的最新短篇小説集《第一人稱單數》。該書是村上春樹繼短篇小説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之後時隔六年，也是繼小説《刺殺騎士團長》之後時隔三年問世的新作，由八部短篇小説構成。

有日媒分析稱，在疫情導致的圖書出版市場萎縮之際，村上春樹的新書有望成為救市的暢銷書。7月18日，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的三省堂書店神保町總店用《第一人稱單數》單行本搭起了一座巨大的書塔，並將開門時間提前到早晨7點，以便讓讀者早點買到這本書。而《第一人稱單數》也真的實現了“救市”的預測，上市半個月就已售出了25萬冊。

“前浪”們的突破並不是今年的偶發事件。放眼國際文壇，會發現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即好些具有國際聲望的作家，在其老年時期的持續寫作能力往往讓本土作家們望塵莫及。作家王安憶就曾多次提及已故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這方面給人留下的難以磨滅的印象。70多歲的菲利普·羅斯在參加完索爾·貝婁的葬禮之後，感到死之將至，命運的不可逆，反而以比從前更高漲的熱情和毅力投入到繼續不斷的寫作中去，直到《復仇者》成為他人生的最後一部作品。

而在今年夏天的上海書展上與讀者見面的“翁貝托·埃科作品系列”的作者翁貝托·埃科，則是又一位在不斷求變求新中寫作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系列包括了《布拉格公墓》和最富盛名的《玫瑰的名字》等九部作品。其中，《布拉格公墓》是埃科2010年面世的作品，當時作家已78歲高齡。故事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的歐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覺醒來，發現忘了自己是誰，失憶的恐慌與不安讓他決定仿傚弗洛伊德，對自己進行精神治療。他通過寫日記的方式，逐步從記憶的迷霧中尋回孤獨的童年時期，被生活抽打的青年時期，以及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成為一個背信棄義、隨意出賣朋友、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人……但正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成為19世紀後半葉整個歐洲政治和歷史發展的導向。熟悉翁貝托·埃科的讀者都知道，他的每一本小説都充滿了歷史、哲學、符號學和知識分子式的思想遊戲。有趣的是，其小説晦澀難懂的風格反而讓他擁有世界各地的大批擁躉。據説，《布拉格公墓》當年在義大利出版不到一個月便狂銷45萬冊，並售出40余國的版權，全球銷量超過200萬冊，真是一個讓人驚嘆的奇跡。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性別，只是眾多偏見中的一個

去年，當代英語小説界最高獎項布克獎史無前例地開出了個“雙黃蛋”，其中之一頒給了英國小説家伯納德·埃瓦裏斯托的《女孩，女人及其他》。這是自1969年布克獎誕生以來第一次頒給一位黑人女作家，但評論界卻認為，這次破例讓“黑人女作家首次獲布克獎”的歷史性時刻被浪費了！因為人們的關注點並不在這首位黑人女性布克獎得主埃瓦裏斯托身上。

與埃瓦裏斯托一起獲獎的這個女人太過閃耀奪目。她不是別人，正是“加拿大文學女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她的新作《證言》。要知道，這樣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發生。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愛麗絲·門羅時，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這位被稱為“當代契訶夫”的短篇小説之王，也沒能逃過阿特伍德的“女王”光環。評論界甚囂塵上，認為門羅的短篇小説在其豐富性和影響力上，根本無法贏過阿特伍德。好多人在為阿特伍德喊冤的同時，也進行著自我安慰，“歐！這或許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獨特之處吧？”

據悉，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前前後後一共獲得了兩次布克獎(《盲刺客》2000年、《證言》2019年)、五次布克獎提名，還獲有其他各種高級別的文學獎。從她最為人熟知的、被拍成了海外劇的作品《使女的故事》中，人們可以看出阿特伍德具有細膩的女性意識與對社會深刻的洞察力。同樣的，阿特伍德也是影視圈裏的香餑餑，根據她的小説原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從來沒有過敗績。

去年入圍布克獎短名單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新作《證言》甚至都還沒有出版上市，這大概又是布克獎史無前例的一次。隨後，《證言》一經面世就登上了多家暢銷書榜單的榜首位置，並最終毫無懸念地拿到了布克獎。作為《使女的故事》的續篇，《證言》的情節開始於前作的15年後，創作靈感則來自於讀者對《使女的故事》的提問。《證言》以三位與基列國相關的女性為主線，展示了基列國的運作體系。早在《使女的故事》被拍成電視劇後，這個講述在男權統治下，女性被迫成為生育機器的故事，以其所深刻富含的寓言色彩而成為了一個文化符號。

據悉，《使女的故事》名字的靈感來源於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小説設定在未來世界一個叫基列共和國的國家，這裡女性地位極其低下，多數女性淪為雜役，少數仍具備生育能力的則被選為“使女”，成為權貴的生産工具。女主角奧芙弗雷德是基列國的使女之一，她慢慢走上了自我覺醒的道路。《使女的故事》在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後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成了反烏托邦小説的代表作之一，但小説終結後，基列國的許多秘密仍未能揭曉，這次在續篇《證言》中一一解開……

阿特伍德在給粉絲們的信中説：“親愛的讀者：你們問我的任何有關基列國和它內部運作的問題都是我這本書的來源。嗯，幾乎每個吧！另一個靈感來源便是，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起便保持著持久旺盛的創作力，創作出了眾多精妙絕倫的作品，讓人無法淡忘。評論家李敬澤曾評價説：“阿特伍德的小説幾乎一直在表現女性的命運，寫那些被遺忘的、被無視的、被徹底他者化的、沉默無聲的女性，如何在苦難鬥爭中獲得自我意識，如何爭取自我主體的完整性。”而在阿特伍德自己眼中：“性別偏見，恐怕只是眾多偏見中的一個。”

對於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來説，對女性所面臨的自身困境的反省不斷加深的過程，便是她走出創作“舒適區”的不懈永動力之一。女性怎麼從“自我”迷失走向“自我”覺醒，是阿特伍德關於女性生存困境思考的一個思想上的飛躍。在翻譯家黃昱寧看來，擁有18個長篇、17部詩集、十個短篇集、八部童話，還寫過劇作的阿特伍德不僅作品數量驚人，而且具有著一種令人驚嘆的突破、蛻變，不願被局限住的特性。“為什麼這幾年她紅成這個樣子？我想，恰恰是因為近幾年全球的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女權運動等，使得阿特伍德在小説中寫下的一些預言真的要成真了。在這種危機感中，讀者讀她的書，會覺得每一頁都撲面而來。而她的這种先驗性，恰恰説明她始終保持著對這個世界的敏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