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我喜歡寫人，我愛人”

俄羅斯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曾經説過：“在所有的批評中，最偉大、最正確、最天才的是時間。”我想他的意思是説，任何批評家曾經的意見，都不如歲月的甄別、時間的遴選。時間如大浪淘沙，不僅讓那些平庸之作隨波而逝、蕩然無存，更能顯露出優秀作品內在的璀璨，使之更加光彩奪目。

今年是曹禺先生誕辰110週年，辭世24週年，也是他的成名作《雷雨》發表86週年。隨著時間的流逝，曹禺劇作的影響與日俱增，他在中國現代戲劇史、文學史上的地位仍然呈現上升態勢。那麼，是哪些因素決定了曹禺及其劇作歷久彌新，成為學界持續關注的話題，舞臺上永不落幕的經典？或者説，作為一名劇作家，曹禺留下的寶貴財富是什麼？

曹禺

一、徹底扭轉話劇舞臺仰仗譯作的“跛足”格局

曹禺的意義，首先在於他為中國現代話劇舞臺提供了優秀的、完全符合西方戲劇規範的文學腳本。

話劇作為一種舶來品，如何使之在中國的土壤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是20世紀前期中國戲劇工作者一直努力解決的歷史難題。如果説1924年洪深改編並執導《少奶奶的扇子》獲得成功，標誌著西方話劇演出形式開始得到中國觀眾的認可，那麼十年後，曹禺《雷雨》的問世，則意味著中國戲劇舞臺已經擁有真正屬於本土的話劇創作，從而進入中國現代戲劇發展的新時段。

與先前翻譯改編之作的本土化處理有著本質不同，《雷雨》講述的是一個地道的中國故事，表現形式卻是純正的西方古典戲劇。得益於南開中學劇社文化和清華大學外文系濃郁的戲劇氛圍，曹禺對自古希臘以來西方戲劇的經典之作頗為熟悉，並熟練地掌握了話劇這一外來樣式的寫作技巧。

正如評論家們經常提到的，話劇《雷雨》嚴格遵循三一律，無論是戲劇衝突、懸念的設置，還是回溯式技巧的運用，乃至極富動作性的人物語言、細緻完備的舞臺提示，無不顯示齣劇作家對西方編劇手法的熟諳。同時不要忘了，這可是一齣不折不扣的大戲，全本演出時長在四小時以上。儘管80餘年來，我們對《雷雨》的認識、評價屢有變化，但無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雷雨》不僅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且是當之無愧的扛鼎之作。

曹禺繼《雷雨》之後創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同樣堪稱經典。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這些作品中，曹禺自覺借鑒西方現代戲劇的寫作技巧，不斷嘗試新的表現形式，同時又融入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某種意義上説，正是有了曹禺及其創作（當然也還有其他劇作家如丁西林、李健吾、田漢、夏衍等人的努力），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話劇舞臺才徹底扭轉了仰仗譯作的“跛足”格局，而中國現代戲劇創作也才真正躋身於文學行列，成為可以和詩歌、小説、散文並駕齊驅的存在。時至今日，曹禺的上述作品仍是各大劇院的保留劇目，地方劇種和影視移植、翻拍的對象，更是戲劇院校學生的必修功課。

《日出》手稿資料圖片

二、“人是多麼需要理解，又多麼難以理解”

曹禺的意義還在於他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人物畫廊。

曹禺是寫人的高手。他擅長將人物置於尖銳的戲劇性衝突之中，展示、描摹人物豐富而複雜的內心世界；他也擅長賦予人物充分個性化的語言，或對白，或獨白，于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之間顯露人物的性格特徵；他還擅長利用道具、音響等因素營造舞臺氛圍，烘托、渲染人物的心境，推動劇情的發展，使演出在敘事之外兼具詩的情韻。

曹禺前期創作的五部作品，塑造了個性鮮明，令人過目難忘的人物群像。如《雷雨》中的繁漪、周樸園、四鳳、周萍、魯貴，《日出》中的陳白露、潘月亭、李石清、方達生，《原野》中的花金子、仇虎、焦大星、焦母，《北京人》中的愫芳、曾文清、曾思懿、江泰，以及《家》中的覺新、瑞玨、鳴鳳、梅表姐等，都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通過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曹禺融入作家本人深切的人生體驗和博大的人文關懷，形象而生動地詮釋了“文學是人學”這一至理名言。

曹禺寫人，尤其重視揭示人性的多面樣態。他筆下的人物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是圓形的，而非扁平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真實可感的存在，而不是某種社會身份的標簽。曹禺説過：“我喜歡寫人，我愛人，我寫出我認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寫過卑微、瑣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麼需要理解，又多麼難以理解。沒有一個文學家敢説我把人説清楚了。”可以説，對人性的探討和關注人的生存處境，始終是曹禺戲劇創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曹禺劇作能夠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

進而言之，曹禺劇作之所以歷演不衰、光景常新，成為學術界不斷討論的對象，也就因為這些作品並不止于社會問題，而是深入人性的內面，從而表現了具有超越性的文學母題。

應該説，曹禺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是其劇作能夠成為現代文學經典的重要前提。他是一個卓越的劇作家、文學家。

北京人藝版《雷雨》劇照資料圖片

三、“一個寫作的人，對種種大問題，要有一個看法”

曹禺對其創作意圖的闡述和創作經驗的總結，同樣是他留給後人的一筆寶貴財富。

曹禺是一個優秀的劇作家，但他的貢獻並不止于創作領域，在戲劇理論，尤其是戲劇創作理論和技巧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他早年寫作的《〈雷雨〉序》和《〈日出〉跋》兩篇長文，不僅對後人理解、排演這兩齣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且折射出曹禺本人的戲劇創作理念和美學追求。除此之外，曹禺後來寫作的《編劇術》《漫談劇作》《戲劇創作漫談》《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我對戲劇創作的希望》《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等文章，包括大量劇評，也都結合自己的閱讀和創作經驗，從不同角度為怎樣才能寫出優秀劇作提出不少真知灼見，值得今人學習借鑒。

譬如在《編劇術》一文中，曹禺寫道，劇作家必須有一種戲劇的整體意識，必須熟悉“戲劇本身”。和小説、詩歌、散文等文體的創作不同，戲劇特為舞臺演出而作，因此劇作家應該深知戲劇受制于舞臺、演員、觀眾，“戲劇原則、戲劇形式與演出方法均因為這三個條件的不同而各有歧異”。此外，關於材料的收集，主題的確立，人物的塑造，以及寫作時應該注意的若干問題，如開場、動作、高潮、結局、對話等，曹禺也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

這還不是曹禺戲劇創作理論中最值得關注的部分。依我之見，曹禺有關戲劇創作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觀點是強調劇作家的創作必須從生活出發，遵從自己的內心感受。

他説過，“《雷雨》對我是個誘惑”，“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談論戲劇創作時曹禺也一再告誡“要寫從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慮過的，真正感動過的，真正是感情充沛的東西”。他還強調“寫劇本一定要有真情實感，總是會有一個地方使你激動，讓你産生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於是你就把許多事情集中和貫穿在一起”。

曹禺還希望劇作家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傳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感受和思考。他説：“一個寫作的人，對人，對人類，對社會，對世界，對種種大問題，要有一個看法。作為一個大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曹禺認為，劇作家應該在作品中提出能夠引發觀眾思考的問題，並以藝術的形式呈現出來。這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也是作品能夠打動人、獲得歷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力的關鍵。

曹禺是中國現代最負盛譽的劇作家，人們每每將曹禺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在我看來，曹禺也是“中國的易卜生”“中國的奧尼爾”“中國的契訶夫”。他是一位現代劇作家，明顯受西方現代派戲劇影響，在《雷雨》《原野》《北京人》等劇作中多少可以看出曹禺對上述劇作家的借鑒。更重要的是，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國劇作家，其聲名早已遠播海外。

（作者：鄒紅，係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