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當有些對象跟人絲毫都扯不上干系時，我們也會發現很容易就能想像出它們可能會具有何種人的個性。 我們在體察形式、質地、顏色與人類的關聯性方面的能力實在是精微莫測，我們能從最簡單的形狀中解讀出一種個性。一條直線令我們想到某個堅定和遲鈍之人，一條曲線則顯得浮華和鎮定，鋸齒形的線條則給人以憤怒和困擾感。 就拿兩把椅子的靠背來説吧。兩者都似乎傳達出一種情緒。曲線形靠背講述的是輕鬆和好玩，直線形的則顯得嚴肅並富有邏輯。而這兩者都跟人的外形扯不上任何干係。雖如此，這兩個靠背卻抽象地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情。一條直木通過其自身媒介表現得如同一個穩定、缺乏想像力的人在生活中的舉止，而曲線的彎轉則——雖説是間接地——跟一個不慌不忙以及花花公子式的靈魂聯繫在一起。 正因為我們能輕易地將精神的世界與外部的世界，將視覺的世界與感覺的世界聯繫起來，我們的語言才充滿了隱喻。我們可以説某人受到了扭曲或很黑暗，某人柔順或是生硬。我們可能有鐵石心腸或陷入藍色情緒（憂鬱）。我們可以將一個人比作水泥之類的材料或勃艮第紅酒一樣的顏色，並絕對有把握就此傳達出他或她個性中的某些特質。 德國心理學家魯道夫•安海姆曾要求他的學生只用線條畫來描述一個好的婚姻和一個壞的婚姻。雖説倒推回去，我們很難將安海姆的要求跟其後的糊塗亂畫對應起來，不過雖不中，亦不遠，因為它們在捕捉兩種不同夫妻關係的某些特質方面還是做得相當成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個案例中，平滑的曲線反映出一對相愛夫妻平和、流暢的關係，而旋轉的尖刺狀圖案則形象地表現出尖刻的口角以及猛力摔上的門扇，感覺宛如親見。 如果説，僅僅在紙上粗率地畫幾個線條就能精確而且渾不費力地表達出我們的精神狀況，那麼整幢建築的表意能力自然是數倍於此的。貝葉大教堂的尖頂拱門傳達的是激情與熱烈，而烏爾比諾公爵宮庭院中的圓狀拱門代表的則是安詳與穩定。正如一個人要經受住人生的各種挑戰，公爵宮的拱門同樣也承受著來自各方的壓力，避免了大教堂的外形必定會吸引到的精神危機與情感迸發。 如果我們把安海姆的習題再推進幾步，比如要求我們提供出德國歷史上兩個不同時期的隱喻形象：納粹政體與民主共和國，而且如果允許我們使用石頭、鋼鐵和玻璃而非鉛筆，那就再也沒有比阿爾貝特•施佩爾與埃貢•艾爾曼的建築設計更有説服力的了，這兩位建築師分別為二次大戰前後的兩次世界博覽會設計了德國館。施佩爾設計的是1937年巴黎博覽會的德國館，採用的是最典型的力量的視覺隱喻：高、大以及陰影。我們都不用看那屆德國政府的徽章，就差不多肯定能感受到這個高達五百英尺的新古典主義巨像傳達出來的某種威脅、好鬥和挑釁的感覺，咄咄逼人。二十一年以及一場世界大戰後，埃貢•艾爾曼在為1958年布魯塞爾世博會設計的德國館則採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三位一體的隱喻：水準暗示平靜，輕盈隱喻親切，而透明則喚起民主。 材料和顏色竟是如此意味深長，那麼，一幢建築的立面也就自然可以講述一個國家該如何統治，其外交政策該取何種原則了。政治以及道德理念完全可以寫入窗框和門把手。一塊石頭基座上的一個抽象的玻璃匣子也能夠唱出寧靜與文明的讚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