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經常提到西方世界在十八世紀晚期曾在其所有主要的藝術形式中興起一種著力表現自然的趣味。當時對非正式的服裝、田園詩、描寫普通人的小説以及樸素的傢具和室內裝飾産生了一種全新的熱情。不過我們不能因這一美學趣味的轉向就簡單地得出結論，認為西方居民在此時自身開始變得更加“自然”了。他們之所以在他們的藝術中愛上了自然恰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跟自然脫了節。 借助於技術與商業的快速發展，歐洲上層階級的生活在這個時期已然變得過於安全和循規蹈矩，受教育階層於是指望通過在村舍度假和吟誦描寫鮮花的詩歌舒解這種過剩。弗裏德里希•席勒在其論文《論天真的詩與感傷的詩》（1796）中論道，古希臘人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戶外度過，他們的城市規模很小並被森林和海洋包圍，所以他們極少感到需要在他們的藝術中讚美自然世界。“因為希臘人自身並未喪失其自然本性，”他解釋道，“因此他們並無很大的渴望要創造外在於他們的對象以藉此重獲自然。”而回到席勒的時代，他由此得出結論：“然而，因為自然開始逐漸從人類生活的直接經驗中消失，所以我們看到它作為一種理想在詩歌的世界中出現。我們可以預料，朝非自然走得最遠的國家將最能被天真的表現所打動。這個國家就是法蘭西。”——這個國家的末代皇后幾年後就以實際行動完美地證實了席勒的理論：她在自家花園邊上特意建了個農莊，週末就消磨在觀看給奶牛擠奶上。 1776年，瑞士畫家卡斯帕•沃爾夫畫了幅畫，表現的是一群登山者面對高踞在瑞士伯爾尼阿爾卑斯山上的巨大的勞特拉爾冰河在休憩。有兩位登山者坐在一塊岩石頂端，仰頭凝望著面前陷落的巨大的冰隙。他們穿的長襪，戴的帽子的形狀，他們高貴的派頭以及雅致的雨傘在在證明他們的貴族身份。而在他們底下，在畫布的左下方，對壯觀的景色渾不在意的是一個山裏的嚮導，握著一根很長的手杖，穿著件粗糙的長外套，戴一頂農民帽。這幅畫正是一個絕佳的個案，可用以研究不同的精神不平衡可以導致怎樣對立的美的觀念。 雖然嚮導肯定比出錢雇他的登山者更了解這些山脈，他對眼前的景色卻絲毫沒有這些貴族所具有的興致。他像是被一塊大石頭的邊給遮住了。我們可以想像他巴不得這次遠足儘快結束，而且會在心裏嘲笑這起紳士老爺，他們前一天去敲他的門，要求他把他們帶到雲彩裏去進午餐，作為酬勞付給他一筆對他來説很可觀的報酬。對這位嚮導而言，美更有可能體現在低地上，在草地和小木屋中，崇山峻嶺是很可怕的去處，非不得已，比如去營救一頭牲畜或是築一道雪障以阻斷雪崩的狂暴，他們是不會冒險去攀登的。 這幅畫的創作日期意味深長，因為正是在西方想像力的日曆中的這一時刻，多少世紀以來一直被視作恐怖的怪物的崇山峻嶺對於貴族旅遊者而言開始散發出普遍的吸引力，他們在其粗野的外表和危險中找到了一種大受歡迎的特質，正可以舒解他們日益增長的過於文明化的家居生活的過分精緻和文雅。一個世紀之前，這些紳士老爺們會寧肯待在他們的領地中，將他們的樹籬修剪成整齊的幾何圖形，絲毫不會主動去理會無序和粗野。而一個世紀之後，就連當地的嚮導和山民都開始對大自然野性未馴的側面刮目相看，他們新發現的這種趣味已經因中央供暖、天氣預報、報紙、郵局的普及以及連阿爾卑斯山上最高的峽谷都已經貫穿了鐵路線的事實而發展成熟。 不過在這一刻，在崇山之顛，兩種對美的評價就肩並肩並置在一起，它們的分歧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缺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