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巴黎帶回三鐵箱畫冊，每次上課給同學們看一二本，他們興奮極了，難得看到這麼印刷精美的名畫。結合名作，我講解繪畫的多樣性，尤其重要的是古今觀念的轉變，擴大他們的眼界。令我驚訝的是，他們從未聽説過波底淺利、鬱脫利羅和馬迪裏尼等名家。有同學提出，有列賓的畫冊嗎?沒有，不僅沒有，我也未聽説過列賓之名。課後我問董希文，列賓是誰，董説這是俄羅斯十九世紀大畫家，是今日國內最推崇的大師。我回家翻法文美術史，翻到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是有列賓之名，但只短短幾行文字介紹。幾個月後，我在王府井外文書店偶然碰見一份法文的《法蘭西文藝報》，這報我在巴黎時常看，必看的。雖是過期報紙，我也買了，好了解巴黎藝壇近況。打開報紙，頭版頭條，整版圖文介紹列賓，作者是進步詩人阿拉貢(Aragon)。我迫不及待在書店門口便先粗略瀏覽，開頭第一句：提起列賓，我們法國畫家誰也不知道他是誰。原來法國畫家和我一樣孤陋寡聞。 我被編入高校教師土改參觀團，團長是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鄭天挺，團員有清華大學土木系主任張維、北大歷史系楊人鞭教授、美術學院王式廓、馮法祀及我等等，地點是湖南一帶。我讀過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了解他主張平均地權，及耕者有其田，但沒有讀過馬列主義，不了解階級鬥爭的實質內涵。這回在土改中才知道地主、富農、貧農的界別，怎樣劃分階級。看到各種鬥地主的場面，被剝削的農民氣憤時不免動手打地主，政策上不許打，打了，這叫“偏差”，“偏差”和“照顧”是我經常聽到的新名詞。地主和地主不一樣，有的殘暴，有的看來善良，甚至可憐相，但剝削是他們的共性，而他們往往並不認識自己是剝削者。他們還有另一個共性：吝嗇。有一家地主將銀子鑄成一大個整塊，藏在地窖裏，每有銀子便都燒熔了澆進去，子孫也不易偷竊花費，巴爾扎克筆下葛朗臺家也沒有這麼大塊的不動産吧。剝削制將被消滅，愚昧與落後可厭，物不盡其用，阻止了社會發展。西方資産階級利用一切物力創造新事物，中國的地主階級使社會倒退。分到了田的農民歡天喜地，接著動員參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成分好的農民，分到了地的農民，這些紅光滿面的青年農民戴著大紅花氣昂昂地去保家衛國了，保衛真正是屬於自己的家園。參觀了大風大浪的社會改革，是教育我們這些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認識當前的形勢，便於自己的工作配合國家前進的方向，王式廓就在這次土改返京後，創作了反映土改鬥爭場面的《血衣》。 返國途中，我在船上經常考慮創作題材。我構思過一幅《渡船》，渡船上集中了老鄉們：白髮老伯、缺牙大嬸、黃毛丫頭、豬、雞、菜筐、扁擔縱橫，苦難擠著苦難，同舟共濟，都是我的父老鄉親，被早晨的陽光照射著，他們在笑。或者風雨黃昏，幾把黃布雨傘遮不住畏縮的人們。我從幼年到少年、青年，外出和回家，必經這渡船，這渡船美，這美是立體的，它積澱了幾代人的肖像和背影。另一幅《送葬》，祠堂的大白墻前一群白衣人送葬，白衣白墻間凸出一口黑棺材，代代苦難，永遠的苦難凝固在這黑色的棺材上，棺材中。還有幾幅，但參觀土改後，看了今天的農村現狀，###的火熱，這些構思中的作品便不能誕生，成為死胎，胎死腹中的母親永遠感到難言的沉痛。 在北京街頭遇到一位北方農民，一身靛藍衣服，形象特別好，入畫，便出錢請到我家。其時我已搬入美院大雅寶衚同宿舍，我將最大的一間開了天窗，作畫室，但夏天日曬熱得不得了，妻忍著，未吐怨言。我將這位北方老鄉畫在南方農家小屋裏，給他戴上大紅花，一個孩子伏在他身上，題目是《爸爸的胸花》，這是看到土改後農村參軍的啟示吧。但我的畫反應不好，被認為是形式主義的，改來改去都不行。後來又試畫別的題材，總説是醜化了工農兵，如果蘇弗爾皮老師看到這些畫，他大概會説：哼，漂亮呵!我夾在東西方中找不到路，與領導及群眾隔著河，找不到橋，連獨木小橋也沒有。妻懷了第二個孩子，我們到處找打胎的，有人介紹有個日本醫生肯做，找到他的診所，已被封門了。當妻躺在床上鬧陣痛時，我正在畫布前拼搏，沒有放下畫筆到床前安慰她，我無法掩飾自己的自私。然而，畫仍遭排斥。逼上梁山，改行作風景畫的念頭開始萌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