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氣氛鬆弛了，軍隊的頭頭們要我們作畫了。能書法的、國畫的被召去連部給軍人們寫和畫。我也被召去，我還是學生時代跟潘天壽學過傳統國畫，大量臨摹過石濤、板橋的蘭竹。畫蘭竹最方便，便畫了一批蘭竹，也有同學要，隨便畫了就給。那是七十年代初，傳來潘天壽逝世的噩耗，我利用現成的筆墨，作了一小幅倣潘老師的山水，並題了一篇抒發哀痛之詞，由一位同學收藏了。 下放勞動的地址也曾轉移。妻的單位美研所跟美術學院走，最後他們搬到前東壁，離我們李村只十里之遙。美院和工藝美院的教工間不少是親屬，領導格外開恩，在節、假日允許相互探親。我和妻每次相敘後，彼此總要相送，送到中途才分手，分手處那是我們的十里長亭，恰好有兩三家農戶，照壁前挂一架葡萄，我曾於此作過一幅極小的油畫，並飛進一雙燕子。 有一時期我被調到邢臺師部指導文藝兵作畫，條件比連裏好多了，也自由多了，上街買一包牛肉乾寄給妻，但包裹單上不敢寫牛肉乾，怕妻挨批判，便寫是藥。妻因插秧，雙手泡在水裏太久，後來竟完全麻木了，連扣子都不能扣，她哭過多次，先沒有告訴我。有一次收到她的信，我正在地裏勞動，不禁想寫一首詩，剛想了開頭：接信，淚盈眶，家破人未亡……指導員在叫我，我一驚，再也續不成下文了。 岳母在貴陽病危，我和妻好不容易請到了假同去貴陽。途經桂林，我們下車，我太想畫桂林了，並到了陽朔。抵陽朔已傍晚，住定後天將黑，我是首次到陽朔，必須先了解全貌，構思，第二天才能作畫，這是我一貫的作風。妻只能在旅店等候。我跑步夜巡陽朔，路燈幽暗，道路不平，上下坡多，當我約略觀光後回到旅店時，一個黑影在門口已等了很久很久，那是妻，她哭了，其時社會秩序混亂，人地生疏，確是相當冒險。翌晨先到江邊作畫，無奈天下細雨，雨不停，妻打傘遮住畫面，我們自己淋雨。當我要遷到山上畫時，雨倒停了，卻颳起大風，畫架支不住，我哭了，妻用雙手扶住畫板代替畫架，我聽到了她沒有出口的語言：還畫什麼畫!到貴陽時我的食欲漸漸好轉，因肝炎食欲長期不好，食欲好轉意味著肝炎好轉，後來檢查果然指標正常了，有人認為我作畫時是發氣功，藝術之氣功治愈了病，也許! 崑曲《十五貫》中，況鐘等官員啟封油葫蘆的舊居，打開門東看看，西望望，用手指敲一下門、墻，便急忙張開紙扇遮、揮塵埃與落土，表演入微，美而真實。一九七三年，我被提前調回北京，參加為北京飯店繪製巨幅壁畫《長江萬里圖》。我到家，啟開未貼封條的門，跨進門，立即聯想到油葫蘆凶宅。耗子大膽地窺我，不知誰是這屋的主人。房無人住，必成陰宅，我之歸來，陰宅又轉陽宅，我應在門前種些花，祝賀這戶人家的復活。 大學均未開學，學院乃空城，我的全部時光可投入繪畫，且無人干擾。饑餓的眼，覓食于院內院外，棗樹與垂柳，並騎車去遠郊尋尋覓覓，有好景色就住幾天。畫架支在荒坡上，空山無人，心境寧靜，畫裏乾坤，忘卻人間煩惱，一站八小時，不吃不喝，這旺盛的精力，這樣的幸福，太難得。我一批七十年代的京郊油畫，大都作于這一階段。待妻返回北京，我們的家有了主持，才真的恢復了家庭。不久可雨也從內蒙被招考返京任中學教師，一直到大學恢復招生時，他考取第一批大學生，進北京師範學院重新當學生，但他最美好的年華已留給了草原牧區。他帶回一雙碩大的牧羊氈靴，妻為我將那雙氈靴剪開，縫製成一塊平整的氈子，我用以作水墨畫之墊。我七十年代中開始兼作水墨畫，就作這樣小幅的，大膽試探，完全背叛了當年潘老師所教的傳統規範。一張三屜桌是全家惟一共用的寫字檯，因屋裏放不下第二張桌子，這桌主要是我用，其次是妻，孩子們基本用不上。除了寫稿、寫信、寫材料，現在要用它作水墨，它兼當畫案了，妻要找寫字的時機都困難。我改用一塊大板作水墨，大板立著，我的水墨也只能立著畫，像作油畫一般，宜於遠看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