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學院除帶領學生外出體驗生活、寫生實習外，教師每年有創作假，加上寒暑假，所以我每學期總有外出寫生的機會。五十年代好像還沒有畫家去井岡山，我摸石頭過河，探聽著交通上了井岡山。我愛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井岡山是革命聖地，今畫革命聖地的峻嶺與修竹，當非一般風景，便名正言順，大大方方去畫了。到達心臟茨坪已頗費力，而各大哨口尚很遙遠，且只能步行，別無交通工具。我背著畫箱、畫架、兩塊三合板、水壺、乾糧、油布(南方隨時下雨)、雨傘上路，類似一個運貨人。油畫畫在三合板上，幹不了，用同一尺寸的另一塊板蓋上，四週用隔離釘隔開，畫面與蓋板不接觸，所以每次必須帶兩塊板。油布是大張的，作畫中遇陣雨，用以遮畫面防雨，我的身體便是撐開油布的支柱。而且，完成了的畫與蓋板釘合後，四週是寬縫，須防灰沙或雨點進入，大油布將其全部包嚴，並用帶子捆牢，夾在畫架上提著才能穩走數十里山路。有一次在雙馬石寫生，四野森森，羊腸小道無行人，有點擔心猛獸來襲。有響聲，一老人提著空口袋前來看我幹什麼，我剛開始，畫面尚無形，老人看一眼就走了，趕他的路。下午四點來鐘，老人背著滿滿一袋什物從茨坪方向回來了，他又來看畫，這回松、石、山等風光一目了然，他喜形於色，忽然，他放下口袋，從中摸出一塊灰褐色的東西讓我吃，那是白薯幹，他看我站著畫了一天，諒來無處吃飯，其實我帶了乾糧，工作中吃不下，要到回去的路途中才能吃。老鄉之情感人，但我們語言不通，心有靈犀，我出示自己的乾糧，謝了他的贈品。日未出而作，日已入尚不能息，因每作一幅畫須趕數十里山路，故天天摸黑出門，摸黑回招待所。最遠的一個點是珠砂衝哨口，當天絕不可能回來，便先住到中途一個農家，翌晨一早趕去哨口。哨口雖是軍事險境，並不入畫，倒是途中峭壁、急流，鬱鬱蔥蔥，入畫處不少。 在井岡山共作了十余幅風景，加上瑞金所作，都是革命聖地，人民美術出版社為此出版了一套革命聖地風景畫明信片，有些刊物也發表了幾幅，較常見的是《井岡山杜鵑花》那幅。井岡山管理處(今日之井岡山博物館)派人來京找我，希望我複製這套風景畫贈他們館裏陳列。 我樂意複製了，他們取走作品，回贈了幾個竹制筆筒。許多年後，我翻看這批嘗試油畫民族化的作品，覺得太幼稚，便全部毀掉了，只個別的已送了人。再後來，我的作品竟成為市場寵兒，值錢了，我在一些拍賣目錄中陸續發現井岡山博物館那套油畫被出賣。七十年代我再上井岡山，已有公路通各哨口，我在哨口附近作畫，下午沒有趕上返茨坪的末班車，慢慢步行返回，恐須夜半十二點才能到達，一路留心過路車，攔住一輛載木頭的卡車，但車上木頭堆得高高的，無法加人，只好擠進駕駛艙，但未幹的油畫未及包裝，沒法安置，便伸臂窗外捏著那張畫壞了的畫——病兒，病兒不能丟。這樣捏著賓士四五十分鐘，抵茨坪時手與臂全麻木了，再看畫，很蹩腳，不是滋味。我探問五十年代贈畫的下落，無人説得清，推説人員都調動了。九十年代全國政協組團視察京九路，中途宿井岡山，我以政協常委的身份詢問博物館領導關於那十幾幅油畫的下落，他先説大概只剩一二幅了，我要看，他們尋找後答覆説一幅也沒有了，也説人員都調動了，只能向我道歉。 一九六○年暑假，我要自費去海南島作畫，妻有難色，因家中經濟實在困難。我寫了一本小冊子介紹波底淺利，寄上海某出版社，一直等稿費，想用這稿費去海南島，但卻退稿了。假期不可失，我還是去了海南島。到興隆農場招待所，所裏一看我的介紹信是北京藝術學院副教授，便安排我住最高級的房間，我一看那些講究的沙發衣櫃之類，怎能住得起，便説我作油畫，油色會弄臟房間，只須住職工宿舍，最後總算住入上下雙人鋪的房間，每天幾角錢，住一月也不擔憂。我鑽進椰子林作畫，奇熱無比，連油色的錫管都燙手。忘了在何處，林中小蟲特多，咬得緊，著長褲，長袖襯衣，且將袖口和衣領都包得嚴嚴實實，但回到宿店才知滿身都是紅塊塊，奇癢難忍，店主頗可憐我，説：氓!氓!我聽不懂廣東話，她用筆寫，原來是蚊。我的寫生架是從法國帶回的五十年代的木質製品，多功能，極方便，其中兩個銅鉤長二寸余，缺一不可，我對畫架上的任何零件備加注意，像戰士愛護自己的槍。但有一天晚上解開畫架與作品時，卻發現丟失了一個銅鉤，這對我幾乎是五雷轟頂，因從此無法工作。一夜難眠，翌晨順著昨天作畫後的路線一路仔細尋找，在一望無際的青綠大海中撈針，或只是撫痛的招魂。感動了蒼天，那銅鉤上染有紅色，萬綠叢中一點紅，居然給我找回了這遠比珠寶珍貴的銅鉤，我捧起染著顏料和朝露的銅鉤吻了又吻。這樣辛苦月余作來的畫自然很珍惜，但廣東返北京的火車很擠，雖是起站，什物架上早已堆得滿滿的，我有一包畫是用隔離釘隔開的，中空，壓不得，無可奈何，只好安置在我自己的座位上，我自己站著，也許中途有人下車會有空位，然而竟沒有，站到北京，雙腿腫了，作品平安到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