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後，我一直沒給秉明寫信，他等我總無音信，石沉大海，但聰明的他是讀得懂無字碑的。我終於給他寫了一短簡：我們此生已不可能再見，連紙上的長談也無可能，人生短，藝術長，由我們的作品日後相互傾訴吧! 搬進美院宿舍，住處略微寬了些，又送走了妹妹，我們預備接父母來京住一時期。但父親被劃為地主，根本不許他離開家門。好不容易母親被批准到了北京，我們陪她各處參觀，她對皇帝家(故宮)最感興趣。但她住不慣北京，用水不便，遠不如在家到小河洗刷自由。五十年代北京的風沙令南方人難以忍受，她勉強住了一時期，堅決要求回去了，明知回去面對的是災難。我的月薪是七百斤小米，維持三口之家已不易，還必須支援饑餓線上的父母妹妹們，我寄的錢真是杯水車薪，救不了望子成龍的老倆口，而他們最發愁的還是妹妹們。妻設法工作。她找到大佛寺小學重操舊業，買了一輛舊自行車，每天往返于家和學校間，家裏找保姆，做飯帶可雨。晚上碧琴帶回一大堆作業批改，而我正迷失于藝術的苦海中，心情鬱悶，顯然這不屬於幸福的家庭。第二個孩子有宏出生後，我們真是手足無措了，請母親再來北京將幼兒帶回老家托給一位鄉間奶媽撫養。 我在美院教了兩年，前後兩個班，第二個班上的李克瑜、王恤珠、尹戎生等等還記得分明。剛教了二年，開始文藝整風，整資産階級文藝思想，落實到美術學院，便是整形式主義。有一個幹部班，學員都是各地普及美術工作而立場堅定的優秀黨員，有一位學員在圖書館看到了印象派的作品，大為驚喜，説這才是徹徹底底的藝術，當然他遭到了批判。但印象派像瘟疫一樣傳染開來，整風是及時的了。我曾經給同學們看過遠比印象派毒素更烈的現代作品，我原意是將採來的果實倒筐般倒個滿地，讓比我更年輕的同學們自由選取。在整風中我成了放毒者，整風小組會中不斷有人遞給我條子，都是學生們狀告我放毒的言行，大都批我是資産階級文藝觀，是形式主義。更直截了當的，要我學了無産階級的藝術再來教。當然條子都是匿名的，上課時學生對我都很熱情，對我所談很感興趣，怎麼忽然轉了一百八十度。有一次全院教師大會，是集中各小組整風情況的總結，黨委領導王朝聞就方針政策講了話，徐悲鴻也講了話，徐講的比較具體，很激動，説自然主義是懶漢，應打倒，而形式主義是惡棍，必須消滅。我非常孤立，只滑田友在無人處拍拍我臂膀：我保護你。其實他自己是泥菩薩，未必過得了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