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老帶著工作人員在恭王府附近為我找住房,總找不到,便安排我暫住學院內。房雖小,是地板,窗明几淨,我們很滿意,但只是暫住。五八年我們搬入附近的會賢堂大雜院,大、雜、臟、亂,幾十戶住家,只兩個公共水管,一個廁所,尤其廁所臟得無法跨入。我家無法接待外賓,怕傷國體,也有非接待不可的時候,我便帶他們參觀銀錠橋一帶的老北京風光,他們看到水之污濁,就不敢吃餐桌上的魚蝦了。我家五六口人,住兩間半屋,作畫極不便,作了畫常常須到窗外遠看效果,或者直接在庭院作畫。我自認為代表性作品《雙燕》就誕生於此。今日破爛的會賢堂,昔日曾是有名的豪華飯莊,蔡鍔和小鳳仙曾相敘於此,衛天霖也是在此舉辦的婚禮,門外什剎海,春風楊柳,紅蓮歌妓,賞心樂事誰家院! 住得雖差,但上班上課近,步行一刻鐘便到校了,尤其對於妻,工作與家務一肩挑,予她不少方便。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是我的寶馬。我的工作調去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但宿舍沒有調,從會賢堂到光華路學院騎車四十多分鐘,我騎著寶馬朝朝暮暮擠在北京自行車的洪流裏,成為真正北京市的子民。我稱之為寶馬,絕非虛褒,它馱過煤餅、煙筒、過冬白菜、接送孩子……但它最為重要的服役是馱我到郊外作畫。在近郊寫生,我都用布,畫面也較大,作品完成後綁在后座便似平板三輪車,油色未幹,畫面朝天,穿人群,走僻巷,一路小心翼翼怕人碰,我的騎車技術也愈來愈有特色。我在會賢堂陋室住了二十五年,冬天燒爐子,白天室溫在十度左右,夜晚,尿盆蓋被凍住,要使勁才能揭開。寶馬不怕凍,不需侍候,卻忠心耿耿。有一次我忽然想去香山畫白皮松林,寶馬飛快不須兩小時便趕到,但我對松林感到失望,立即回頭,寶馬也便無喘息時機。寶馬不吃草,終於漸漸衰老多病,不行了,被換了另一輛飛鴿,當這只替代的飛鴿又飛不動時,已是八十年代初了。藝術學院時代,離校太近,學生和同事們串門的不少,因此每當星期天或假日,妻領著孩子們上街或走外婆家,鎖上房門,放下窗簾,我被鎖在屋裏作畫,雖然光線暗,也抓住了點點滴滴的青春時光。 因為沒有下水道,住戶們都將臟水直接潑在院裏,潮濕、惡臭,但倒成了花木的沃土。我愛花,但從無工夫侍候嬌嫩的花,所以不栽,但孩子們隨便種的向日葵、野菊、木槿、葫蘆等卻瘋長。有一株木槿長得高過屋檐,滿身綠葉素花,花心略施玫紅,這叢濃郁的木槿遮蓋了我家的破敗門庭,並吸引我作了一大幅油畫,此畫已流落海外,幾度被拍賣,常見圖錄,但畫的母體卻早已枯死了,願藝術長壽。 我和衛老一同調入工藝美院後,我們卸去了辦好藝術學院的重擔,只教點基礎繪畫,倒也輕鬆,將全部生命注入自己的創作。但悠閒的日子並不久,全校師生便下鄉“四清”,用知識分子來清理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我隨隊去河北任縣農村朱家屯,那是窮透了的北方鄉村,我們於此與農民真正同吃同住。我住的房東家的日子比較好過,因他家只一個孩子。有一天那孩子興奮地説朱屯演戲了,他爬上房頂望,但失望了,並未演戲,原來我們一個同志的半導體中在唱戲,他們頗為驚訝。當地吃白薯乾粉蒸的窩窩頭,其色灰褐如雞糞。顏色難看噁心,餓了便顧不得,但每咬一口都牙磣,真難下咽。房東看了也同情我們,拿出玉米窩窩頭來,但紀律規定,不許吃房東家玉米窩窩頭。夜晚,房東家炒他們自己種的花生吃,也分給我們,我們照例不敢碰,那孩子説,你們咋不吃,這花生真香。日子久了,房東對我們的防線放鬆了,才敢取出藏在草垛裏的自行車。 我從來不怕吃苦,卻怕牙磣,幾乎頓頓吃不飽,逐漸逐漸不想吃了,不到半年,一點食欲也沒有了,有學生給我寄來胃病藥,無效,病了!回北京朝陽醫院抽血檢查,看驗血結果那天,妻焦急地等在家門口,問我怎樣,我説:肝炎,她臉色頓時刷白。醫生囑我臥床休息一月。我從無臥床休息的習慣與經驗,感到十分痛苦。妻遠去珠市口買到一張竹制的躺椅,我每天便躺在廊下看那破敗的雜院,精神已沉在死海中,我絕不善於養病,也從未得過病,人到中年,生命大概就此結束了。一個月繼一個月,驗血指標始終不降,也找過名中醫,均無效,我肯定醫學在肝炎面前尚束手無策,我開始嚴重失眠。如無妻兒,我將選擇自殺了結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