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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來興委員:“走出去”——我國探索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選擇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03 月14 日 | 文章來源:中國網

21世紀頭20年是我國加快和平發展、建設經濟強國的戰略機遇期,也是國際摩擦日益加劇的戰略挑戰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隨著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我國的一舉一動開始牽動世界敏感的神經: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貿易、環境保護、資源爭奪等經濟領域的國際摩擦白熱化,到意識形態、人權等方面的國際政治爭拗升級,甚至波及外交、國家安全和軍事層面,我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正面臨全方位的挑戰。這一態勢已直接影響到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努力,影響到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影響到和平發展道路能否持續。

實施“走出去”戰略是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探索和平發展道路,深化與世界各國經濟合作,拓展新的國際戰略空間的必然選擇,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內外部經濟均衡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國際摩擦日益加劇有深層次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關。過去20多年我國大致上遵循了20世紀中後期以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相似的經濟增長模式,即通過將世界的原材料、資源、技術設備及資金等要素引進來,在本國進行生産、加工,最後將産成品出口到國際市場。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主要依靠了這種大進大出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成為兩大主要引擎,這在導致國際摩擦加劇的同時,客觀上也造成了內外部經濟發展失衡:一是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結構性失衡。累計引進外資4800多億美元,是累計對外投資近15倍;二是進出口貿易結構失衡。半數以上是加工貿易,半數以上來自三資企業;三是GNP持續低於GDP。1993-2002年10年累計差額逾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差1100多億元,且差額還在逐漸擴大;四是國際收支結構失衡。長期出現貿易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外匯儲備急劇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國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內外部經濟均衡發展,關鍵要確立新的開放觀,在更高層次上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在繼續積極“引進來”的同時,抓緊實施“走出去”戰略,把“引進來”與“走出去”緊密地結合起來,深化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確保我國未來20年的和平發展道路。

目前,我國大規模“走出去”的條件已基本成熟:2004年我國GDP總量超過13億元人民幣,連續四年居世界第六位,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美元;實際使用外資(606億美元)、外匯儲備(6099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進出口總額突破1萬億美元,可望居世界第三位;居民儲蓄達12萬億元人民幣。我國相當一部分産業無論規模還是産能均居於世界前列,企業綜合實力和技術水準大大提高,2004年有16家企業進入《財富》雜誌世界500強。

新形勢下,我國抓緊實施“走出去”戰略要有新思路:

一是明確“走出去”的新目標。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應立足於: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調整經濟結構,緩解貿易摩擦和資源瓶頸制約,培育國際級大企業,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內外部經濟均衡發展,為我國探索和平發展道路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

二是培育“走出去”的新主體。努力打造一批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和市場拓展的現代跨國公司,組建一批具有資産經營能力、實業投資能力、産品梯度轉移能力、工程承包及項目承接能力的“走出去”的國際整合商。

三是造就“走出去”的新隊伍。採取政府資助和企業培養相結合辦法,造就一批“走出去”戰略急需的跨國經營人才隊伍。同時採取引“智”、融“智”新戰略,廣泛整合全球智力資源,特別是利用海外留學生、華人這一龐大智力資源庫,為我國“走出去”戰略服務。

四是建立“走出去”的新機制。鼓勵和支援企業按照國際規範和“屬地化”方式管理境外企業,致力於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形成當地化的運作機制、全球化的人才流動機制、國際化的分配激勵機制。

五是探索“走出去”的新方式。投資方式要從産品貿易型和對外援助型“走出去”轉向産業、資本“走出去”,把開拓市場和融資通道,與建立新的生産加工、原材料和資源開發、研究開發基地結合起來,同時利用國際資本市場,探索收購、控股、參股、租賃及戰略聯盟等多種形式,把生産經營、資産經營和知識經營有機結合起來。

六是突出“走出去”的新重點。根據我國産業的比較優勢和有競爭力的投資貿易方式,,明確“走出去”的重點區域和産業優先選擇。特別要順應我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需要,在促進多雙邊和區域性經貿合作中加快“走出去”。當前重點是以內地與香港、澳門實施《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及中國—東盟10+1自由貿易區框架為契機,大力推動內地企業對港澳和東盟國家的投資貿易。

“走出去”需要國家強有力的支援,要加緊制定推動“走出去”的大政策。下面提出七條建議:

一是要規範“走出去”的法律體系。疏理現有“走出去”的政策、規定和條例,加快國內立法建設,儘快制定我國《海外投資法》;充分利用國際公約、多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建立國際多雙邊法律框架;完善現有稅收鼓勵與保護制度,切實解決雙重徵稅問題。

二是放鬆行政管制,為“走出去”提供更寬鬆的政策環境。加快改革行政管理制度,簡化海外投資審批環節;放寬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外投資審批和限制;賦予企業更多的投資決策權,放鬆對海外投資的額度限制和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進出口政策;放寬對商務人員出國出境的外事管制和審批手續,對外派勞務免除政審程式。

三是有步驟地放鬆外匯管制。允許沒有外貿經營權的工業企業對外付匯,允許企業將利潤部分用於再投資,根據國際工程市場特點採取有別於一般貨物貿易的外匯核銷辦法;建立新機制使外匯儲備轉化為投資和資本,如增加對民營企業的美元貸款,成立美元技術創新基金,支援企業進行跨國技術合作和開發等;從漸進開放資本項目入手穩步推進匯率政策調整,推動本國資本“走出去”戰略。

四是加快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加大對“走出去”的金融支援。強化進出口銀行的金融服務支援;建立信貸擔保體系,啟動商業銀行資金進入海外投資領域;設立特別金融機構或建立特別基金,提供優惠貸款資助;允許採取帶資承包、B0T項目融資、保函性質的備用信用證等各類創新金融方式;建立非盈利的政府海外投資保險機構,以承保海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

五是加緊制定開發利用國外資源的大政策。開發利用國外資源是“走出去”的重中之重。要安排財政專項,建立國外戰略資源風險開發基金,形成有效的戰略資源投資、融資機制;針對戰略資源日趨金融化的趨勢,把貨幣外匯儲備與戰略性資源實物儲備、期貨儲備結合起來,建立相應的金融支援體系,培育國際期貨市場交易主體。

六是大力推行經濟外交。國家外交戰略中要將“和平發展”作為大國外交的主軸,全方位開展經濟外交。建議在國家外交部下,組建經濟外交委員會,由政府有關部門官員、民間智囊人士參加,對國家經濟外交進行全面審議,以提高經濟外交的全面性、整體性及協調性。國家駐外使領館及各部門、各省市駐外機構,國家商務部及能源、金融、科技等關鍵部門,要充實一批外交和經濟兼備的雙料人才,同時相互加強銜接和配合。

七是建立“走出去”的政府服務體系。政府要轉變職能,加強整體規劃和對企業“走出去”的指導、服務。設立海外投資促進專門機構,建立公共資訊服務系統,提供企業海外投資可行性研究的資助,提供海外投資技術培訓等。加強投資後期監管,建立防止海外投資企業逃稅和國有資産流失的機制;完善海外投資統計制度和海外企業法定資訊披露制度;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減少政策不匹配現象。(蔡來興 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網 200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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