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21日發佈的問責全文,多數網民“不買賬”。從輿情角度看更令人深思的是出現了如此踩踏事件後,上海沒有任何一個部門為此而“自責”,也沒有任何一個負責人因此而“引咎”。
制度設計本意的善意,更需要通過制度執行的溫情傳達。不如讓溝通“從心開始”。有關方面通過心理輔導,平等溝通、交流,改變流浪者恐懼社會,不想工作的現狀。
“拍蠅打虎”的2014年,毫無疑問佔據年度輿情熱點的必是“反腐倡廉”,從輿情綜合分析看,而作為中央“良治”的開端,“善治”的標誌,2015年也即將迎來縣域輿情的反腐高潮。
輿論通過對涉事官員個人或者集體的曝光性問責,非但沒有收到輿論主管部門的苛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傳統媒體報道的推進,這變相説明在針對吏治的本身,官員要逐漸適應新的趨勢:輿論攻勢。
構建網際網路共識背後所潛藏的是人文的價值體系,加強網際網路空間秩序治理,不僅僅是優化服務功能,更加關注的是用戶訴求與網路現實的契合點。
昆明市委成立“10•14”事件處置維穩工作領導小組的消息,如一劑強心丸,讓輿論看到了希望。在暴力徵地偵查的普遍期待中,晉寧事件又被輿論寄予反腐、回歸法治的更多期待。
十八大以後,高壓反腐逐漸成為新常態,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紛紛落馬。大力反腐舉措也促使整個社會對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進一步思考,高層反腐決心究竟如何,怎樣看待中國的反腐出路和態勢?
柯、房吸毒,跟整個娛樂圈這個“大染缸”有著密切的關係。一連串明星涉毒被抓,但似乎“癮君子”們並沒有準備收手。禁毒形勢嚴峻,還須執法部門重拳出擊。
作為媒體當然有監督責任,但是這種監督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支撐,在交代事實的時候需要冷靜,需要客觀,需要講究科學。
痛定思痛,我們必須要有“壯士扼腕”的決心杜絕安全生産事故,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
新聞記者雖然被稱為“無冕之王”,但是面對市場化的壓力,和不斷襲來的權錢轉換的誘惑,已經有眾多的媒體人沒有守住本分。這一來需要不斷地加固媒體行業的底線,二來需要深入思考如何轉變現有的運營模式。
郭美美在紅會事件之後的逍遙,是公權力的失效;一系列荒唐行為,是她本人的價值顛倒;滋生郭美美的土壤,是社會的錯位和浮躁。被拘,是她個人和社會的雙重悲劇。
習近平出訪南韓,兩國元首達成共識。在東北亞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中韓共同致力於地區和平,對雙方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整個東北亞乃至亞洲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演藝圈“癮君子”頻繁出現,公眾人物吸毒成為極具危害的社會行為,公眾的容忍度逼近臨界點。發動人民禁毒戰爭,才能從根本上消滅毒品殘存的社會基礎。
少數黨員幹部黨性觀念不強,擔當意識缺乏,在困難面前畏縮不前,在危險面前明哲保身,給老百姓留下了極壞的形象,“挺身換人質”讓廣大的人民群眾又看到了那個久違的擔當。
通民眾不僅在輿論上聲討暴恐行為,並且從行動上和輿論上都支援國家的反恐行動。無論是來自各大媒體的態度,還是自媒體的網友討論,整個輿論場均對高調反恐、強力反恐表示大力支援。
如何化解重大項目開工衍生的“鄰避運動”,官方可參考公共治理理論,從決策環節開始,把“輿評”與“環評”一齊列入政府公共治理和重大工程的決策環節,避免民意壅堵。
每次偶然發生的污染事故都有其必然性。中國的水安全已經相當脆弱,從“偶然測出”到“多年前污染”,可以看出相關部門對水質的監測環節把握還很鬆懈,而治理速度依然很遲緩。
中國崛起將給亞洲的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中國的強大也一定會是亞洲和諧乃至世界穩定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一些國家仍對我心懷疑慮。
我們看到的河北的事情越多,就越應該相信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突破改革的重要性。北京、天津必須拿出切實的行動,這才是京津冀一體化國家戰略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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