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8年底國辦關於推進政務新媒體發展意見的公佈，政務新媒體迎來發展“新元年”。經過近10年的發展，中國政務新媒體面臨哪些問題，有何升級之道？網路傳播雜誌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瑞生為你解讀。
現狀梳理：政務新媒體發展之路
黨中央和政府很早就開始重視電子政務建設。80年代起步的電子政務在90年代中後期迅速延伸到網際網路領域，2006年1月1日正式開通的中國政府網標誌著中國電子政務進入網際網路時代。2009年隨著一些地方政府開通微網志，各級黨政機關及領導的政務微網志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具備全新的社交互動功能的政務新媒體，成為中國網際網路上的重要傳播形態。
近兩年，中國網際網路絡資訊中心發佈的《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把“政府應用發展”作為一個專門的章節，由此可見當前政務新媒體在中國網際網路的地位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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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當前我國政務新媒體用戶近5億，佔全體網民的六成，政務新媒體可以説是中國的日常性網路應用；政府網站、政務微信公眾號、政務微網志、政務APP等構成了豐富的政務新媒體形態；政務機構和黨政幹部開通的政務微網志超過20萬個，我國有31個省市開通了微信城市服務，還有數千個機構在2018年開通了抖音政務號。
而在功能上，政務新媒體也逐漸在適應新媒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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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8年政務微網志運營狀況調查報告》統計，有一半的政務微網志平均日發佈原創微網志數量為5條，超過七成的政務微網志對重大事件的回應時間在3小時以內，超過一半的政務微網志會對網民評論進行回復，政務微網志在輿論引導、了解民生、參政議政問政等方面影響較大。縱觀世界，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形態和功能上，中國已經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政務新媒體傳播格局，並促進了中國社會生態良性發展。
然而，從技術的角度來看，目前的政務新媒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新媒體與政務的融合還需要更為強大的動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對我國社會的未來發展階段做出了重要的定性，用一種通俗的表述來説，那就是中國社會發展已經完成了量變，現在需要向質變轉化，這種轉化意味著中國社會生態的全面升級。面臨這樣的社會背景，我們可以把政務新媒體打造為全面優化中國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的重要平臺，當然，這需要我們超越對於政務新媒體的一般性觀念和角色認知。
“媒介政治化”向“政治媒介化”轉變
過去人們經常把網際網路和社會分開來看，將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對立起來，將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區別開來，然而近幾年，我們越來越感受到在新媒體網路化、移動化、社交化、融合化發展大勢下，二者日益呈現出融合的趨勢。
新媒體日益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社會越來越受到新媒體的技術性和功能性影響。當前國際傳播學界有一個概念叫“媒介化”，即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更多地受到政治、資本的影響，而在現代社會之後，現代社會媒介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使得各個領域遵循媒介規律來發展，這種媒介的影響力被稱為“媒介化”。
在網路新媒體崛興後，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正在生成，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日益呈現出“媒介化”的態勢。例如，在政治傳播領域，出現了“媒介政治化”向“政治媒介化”的轉變。從中國政務新媒體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政府、政務與新媒體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如果政務新媒體依據新媒體傳播規律，在資訊公開的及時性、政民關係的可溝通性、決策施政的可協商性等方面表現出色，那麼這樣的政務新媒體就能夠獲得好的口碑，並能優化當地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反之，則會受到網民的指責和批評，並進而影響當地政府的形象。例如《2018年政務微網志運營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在重大事件上，單位級別越高，其政務微網志回應速度越快，省部級政務微網志回應速度遠高於縣處級以下政務微網志的回應速度。
破解之道：在觀念上要有三個超越
我個人認為，要徹底擺脫政務新媒體存在的一些形式主義、互動性不強、積極性不高等問題，在觀念上要有三個超越：第一是各級政府要立足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定位，要超越媒介著眼于媒介化社會的高度，積極主動地將政務新媒體接納為全面優化社會生態和政治生態的最佳平臺；第二是要超越固化模式，著眼于社會治理機制創新的探索；第三是要超越狹隘的輿情應對，著眼于一體化的社會互動溝通協商和服務。
在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技術層面，政務新媒體平臺已經超前于我們的觀念和機制。例如，2018年“6·29”重大交通事故之前，交警微網志已經多次曝光肇事車輛的違規資訊，而這輛屢上交警微網志“黑榜”的車輛在長達半年時間裏仍能如“打不死的小強”一樣毫發無損地往返在廣東與河南之間。雖然交警微網志已經實現了預警，但一件本可以避免的重大事件卻最終仍釀成“18死14傷”的慘痛教訓。類似還有很多事件，我們真的需要在政務新媒體之外去究其原因。
在新時代，政務新媒體的建設需要對媒介重新定義，對社會生態、政治生態重新定義。政務新媒體的發展，不僅僅是政務新媒體技術和部門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整個社會治理觀念升級。也許，如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所提出的“嵌入”理論一樣，在接納新技術和新制度的過程中，社會固有的結構、文化往往會導致諸多“脫嵌”現象，未來中國社會政治生態的升級，需要的是政務新媒體和中國社會的深度“嵌合”與全面“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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