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區房，是該降溫了。

至少，不該成為投機和炒房的熱土。通過調配資源以實現教育平權，學區房就會“涼涼”嗎？學區房，到底是不是當下教育競爭中最大的變數？

近期，上海市出臺高中招考新政，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將拿出其招生計劃數的50%~65%，直接分配到區、分配到校。這意味著，上海將最優質的高中學位，拿出六成左右給各區、各學校進行分配。無論一流學校還是三流學校的學生，都有了升入優質高中的機會。也就是説，上海新政讓過去買不起學區房的家庭擁有一個考入名校的機會，讓住在郊區、新城的學生，也有機會觸及過去難以觸及的名校。

消息一齣，“上海學區房”及相關詞條，在微網志熱搜上“霸屏”了整整一天。不少人認為，這是對既有學區房體系的顛覆——過去相對弱勢的學區，將迎來利好；一線學區房，將受到衝擊。

也有人認為，上海的做法並不新鮮。最近幾年，為了遏制學區房熱度，各大城市不乏動作，“指標生”“定向生”等類似做法在北京、廈門、深圳、南京等地開始實行。而從數據反饋看，這些做法並未讓學區房熱度降低。

去年以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房價出現明顯跳升，學區房表現尤其瘋狂。有媒體報道，北京一處學區房在“房主在路上堵車”的時間裏，價格漲了20萬元，從580萬元漲到600萬元；上海一處37平方米的學區房標價748萬元，單價超20萬元，直逼2公里外的頂級豪宅湯臣一品。

確實！相對於其他二手房，學區房的流動性要好很多。越好的教育資源對應的學區越值錢，而優質教育資源越是稀缺，該區域房價漲得越快。已有文獻顯示，學生成績每高出1%，當地房屋價格高出2%~4%。

眼下學區溢價已是趨勢，這種現象也不是中國特有。歐美發達國家，比較好的學區房也會有10%~20%的溢價。只是相比之下，中國的學區房溢價程度仍然算高。

深圳市福田區的百花片區，被稱作當地“最貴學區房”。2009年到2019年，該片區房價每平方米從2.1萬元漲到10.6萬元，漲幅超過400%。有專家分析，深圳的學區房溢價要高於北京、上海，就是因為深圳的優質教育資源整體上不如北京和上海。

優質資源總是稀缺的。通常情況下，有限的資源只能用於支援一部分學校，很難做到雨露均沾。如果僅以改變規則等方式強行分配資源，要麼會造成部分資源浪費或是低效，要麼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試想一下：

取消學區房，是否會滋生“中考移民”？普通學校多出來的升學名額，是不是更需要拼爹拼媽？農村或者教育資源相對欠缺的學校，是不是就會有人願意去？會不會造成優等生“招不了”、指標生“招不滿”的兩難局面？會不會在有名額的普通學校附近形成新的學區房……

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明，那麼取消學區房也難成最優解。尤其就眼下而言，中國學區房的高溢價源自多方因素疊加：

一是疫情之下，學區房的熱度再添一把火。一些原來打算讓子女出國鍍金的父母重返本地教育市場。僧多粥少的局面，讓學區房更加吃香，自然地，其價格也就扶搖直上。

二是全面放開二胎後，一些家有二寶的家庭，持有學區房的時間會更長。市場上可流通的學區房數量減少，自然地，其價格也會上升。

三是各大城市搶人大戰之後，越來越多的城鎮年輕人口涌入大城市，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會更大。當教育資源增量無法滿足需求，優質學區的房價必然會攀升。

學區房的供需關係由市場邏輯主導，但説到底，學區房是一種政策産物，會受到外部環境影響。

恢復高考幾十年來，“知（成）識（績）改變命運”被拔到了新高度。與之相應的是教育的起跑線一再提前，學區溢價也跟著水漲船高。人們選擇買學區房、讓孩子讀好的學校，是一種理性選擇。畢竟，拔尖的娃還是少數，大多數普通娃的家長還是認為上個好學校更保險。誰也不願意為了幾個指標生的名額去賭一把，讓自己家娃去口碑不好的學校。

學區房太貴，恰恰説明優質教育資源太少。以至於家長過度投入資源到浪費甚至是極端的程度，最終帶來的是教育的內卷化——越來越雞血的家長和越來越不堪重負的孩子。

這種內卷，用作家維舟的話來説：“它雖然也隱含著‘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層意思，但真正在意的卻不是整個體系的效益和轉型，而是身在其中的個體主觀的感受：一種人人苦不堪言、每個人都很忙很累，但生活卻沒有變得更好的困境。”

學區房背後，就有著這樣扎心的社會現實：沒買學區房的人焦慮，買了學區房的人因為諸多不確定性還是會焦慮。

就像經濟學中所説的“帕累托最優（改進）”，只有當一部分人的境況變好而沒有人因此變得更差，這才算是社會改進。反之，不管有多少人受益，只要有一個人的利益受損了，這就不是社會改進。

教育內卷背景下，學區房政策似乎再怎麼調，也很難達到“帕累托最優”。説到底，優質教育資源（重點學校入學資格）就這麼多，如果一味地在存量盤子裏東挪西拽，不謀求增加優質教育資源供應量，那麼不論採取什麼辦法，哪怕強行將教育資源平均化，學區房大概率還會以各種變種形式存在，天價學區房、奇葩學區房還是會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