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企業融資成本升高的問題一再引起最高決策層關注。

　　5月3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確定了進一步減少和規範涉企收費、減輕企業負擔，部署落實和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援。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提出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過高的十條政策。中金公司曾在研報中稱此為金融新“國十條”。

　　8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公開《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進一步細化和督促落實前述會議提出的金融新國十條，並對每一條意見指定了相應的負責單位。

　　就在前一日，央行發佈的7月貨幣信貸數據似乎也佐證了企業融資難的癥結：7月份新增貸款大幅降至3852億元，是自2010年1月以來增速最低的一個月。更大的意外是社會融資規模，7月份社會融資規模相比6月的1.97萬億大幅縮水至2731億元，是自2008年11月以來的最低數據。

　　“從中長期看，解決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要依靠推進改革和結構調整的治本之策，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形成財務硬約束和發展股本融資來降低杠桿率，消除結構性扭曲。”國務院辦公廳在意見中表示。

　　儘管《意見》提及內容較多，但中金公司認為，有些措施內容涉及的部委很多，溝通和協調成本較高，如何有效執行和落實仍需要觀察。例如縮短企業融資鏈條和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由於監管機構眾多，市場分割，實際方案可能要打一定折扣，而且很多措施可能涉及到比較長遠的制度化規劃，短期未必能推出。

　　銀行考核應降低總量權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意見》對7月會議上提出的“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細化，引導商業銀行糾正單純追逐利潤、攀比擴大資産規模的經營理念。尤其是在優化內部考核機制上，提出“適當降低存款、資産規模等總量指標的權重”。

　　國務院亦在意見中指定銀監會和財政部負責發揮評價考核作用，完善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評價體系，合理設定利潤等目標。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偏離度指標，研究將其納入銀行業金融機構績效評價體系扣分項，約束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衝時點”行為。

　　在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看來，“信貸規模控制和75%的貸存比風險監管指標”亦是造成當前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具體原因之一。一些商業銀行可以滿足貸存比指標，但已經用完信貸規模；另一些商業銀行尚未用足信貸規模，但卻無法滿足貸存比指標。

　　其認為，銀行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必然使出各種規避辦法，如利用各種通道“表內轉表外”，從事影子銀行活動。而與之對應的是，在供、需雙方交易鏈條延長、“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終推高企業的融資成本。

　　因此，除了在利潤指標上改進外，《意見》也對 “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不合理上升”作出了細化，要求“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公司治理，通過提高內部資金轉移定價能力、優化資金配置等措施，遏制變相高息攬儲等非理性競爭行為，規範市場定價競爭秩序。”該條款由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工信部等多個部門共同負責。

　　國務院參事夏斌14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經濟轉型的關鍵是要堅持“市場出清”的原則，其核心並不在銀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加快發展了中小金融機構，這些機構的資金可能仍然會流向房地産、地方政府等利率高的地方，而不是支援小微企業。

　　貨幣政策仍側重定向放鬆

　　對於14日發佈的《意見》，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董事總經理陳健恒指出，對於市場比較關心的貨幣政策走向，該文更多的是強調通過定向放鬆的方式為棚戶區改造、鐵路、服務業、節能環保等重點領域和“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提供有力支援，並無提及全面降息降準或者加大貨幣政策放鬆力度等提法。

　　儘管7月份貨幣信貸數據嚴重低於預期，但中金公司預計央行仍需要進一步觀察未來1-2個月的數據來評判是否需要更大力度刺激，短期內不會因為一個月數據的異常波動而出臺較大力度放鬆措施。

　　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亦指出，貨幣政策操作的重點是主要通過兩個渠道提高貨幣傳輸渠道的效率。一是確保信貸對實體經濟提供直接支援，即採用定向支援，窗口指導和加強對非銀行融資活動的風險控制；二是降低企業借款人的資金成本，穩定同業市場的流動性以及指導市場利率(例如回購和SHIBOR)維持在較低水準上。

　　因此，朱海斌認為央行將更多地採用“定向”和“微調”政策工具，例如定向降準，再貸款，再貼現以及新近推出的抵押補充貸款，以期將信貸引入支援行業，而不是産能過剩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