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將目光放至世界範圍，看看美國、日本、南韓、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成熟市場在股災來臨之時的應對。我們會發現，這些以市場為前提的經濟體，其政府或者監管部門在股災發生時並未袖手旁觀，或間接、或直接地參與到調控股市當中來。梳理其救市措施，大多包括：政府發佈聲明，穩定社會預期；投放流動性，降息降準，減緩或暫停IPO；降低交易稅費；讓政府及受政府影響的資金如設立平準基金直接入市；打擊做空投機，禁止裸賣空；鼓勵上市公司回購股票，穩定投資者對公司發展的信心等。總結這些國家與地區救災成功之舉的共同點，是出手快、出手重。

　　我國作為正處於經濟週期拐點的新興經濟體，在資本賬戶漸次開放、金融創新工具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中，無論投資者還是監管者，對新環境當中出現的新問題都有一個熟悉的過程。本輪牛市是一個杠桿上的牛市，而發生股市動蕩的導火索也正是杠桿帶來股市波動的放大。但杠桿帶來的殺傷力我們早已在1987年美國股災、1989年日本股災、1990年台灣股災中有所見識和思考，其救災措施亦可為我們所參考。在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股市出現非理性波動特別是大幅下跌時，政府運用股市平準基金是干預市場的主要方式之一，亦是一種國際慣例。

　　較早的股市平準基金誕生於1963年日本股災期間，政府發動14家銀行與4家大型證券公司共同出資設立共同證券基金救市，佔當年股票總市值的6.9%，隨後一年日本股市上漲50%。1995年，日經指數再次大跌，日本政府又一次成立名為“股市安定基金”的平準基金，然而因為當時的日本經濟處於長期衰退狀態，救市效果很不明顯。1987年美國股災時，美聯儲進行公開市場交易買入債券及股票，成功扭轉了當時股市的頹勢。股市平準基金運用的最成功範例當數中國香港特區政府。1998年香港金融風暴，以索羅斯為首的海外對衝基金與國際遊資以鉅額資金衝擊香港股市與匯市，恒生指數因此大跌。為了保持金融市場與經濟社會的穩定，當年8月14日，香港特區政府動用1180億港元的外匯基金進入股市，並以政府信用為該基金提供支援，買入若干大盤股以救市，佔當時股市總市值的6.2%，年交易量的4.2%，並向公眾發行了一部分具有證券投資基金性質的基金單位，將股指推高18%，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救市，避免了更大的危機。金融風暴之後，港府逐步將之前購入的大部分股票釋放回市場，盈利約983億港元，回報率超過83%。此外，南韓、中國台灣地區亦曾數次運用公共基金成功干預股市。

　　誠然，並不是每一次平準基金的干預都能實現預期的效果，而是否運用平準基金這種“猛藥”干預股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經濟背景與市場環境。也只有因非經濟因素所引起的股市非理性波動，平準基金的干預才最有可能消化市場的不利因素，穩定市場，鼓舞投資者，從而取得預期的效果。顯然，本次A股市場的巨幅動蕩已經符合這一定義。

　　此外，股市平準基金的建立規模和操作方式非常重要，需要根據當時的市場環境和需求進行嚴格設定，且必須對基金的來源、規模和運作方式進行嚴格的規定和監管。平準基金除了投資藍籌之外，能否有其他更為精準的制空點，以及操盤手法與時機，都需要我們細思，更值得我們在股災之後總結。

　　市場和指數長期會向上走高，這是證券市場發展的必然規律，即便當中不乏讓人刻骨銘心的下探波段。平準基金的設立等必要的救市舉措，考驗的是監管層的管理智慧。而人們在非理性繁榮市場當中的信心能否恢復，可能是接下來較長一個時間段內，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難得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