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央視報道了由“毒地”引起的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學生異常患病事件，矛頭指向了上市公司諾普信。

　　常州“毒地事件”，只是近年來A股上市公司涉及環境污染事故的一個縮影。日前，北京一家環境NGO組織發佈的榜單顯示，僅是在2015年，便有141家上市公司及關聯方的排放物監測數據超標。

　　再往前溯，紫金礦業、昇華拜克、北礦磁材等上市公司，均發生過重大污染事故。

　　與之相比，近年來，只有為數不多的上市公司，因為污染問題受到過行政部門的處罰。有統計報告稱，平均每家公司的罰款金額在50萬元左右。

　　上市公司涉污呈上升趨勢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諾普信卻在同一個地方摔倒兩次。

　　4月17日，央視報道稱，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近500名學生出現身體異常。污染源頭直指學校附近的化工廠舊址土地污染。該土地原屬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等三家化工廠。常隆化工屬農藥上市公司諾普信的參股子公司。

　　這不是常隆化工第一次遭遇“環境危機”。2014年，常隆農化被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並被判決支付8270萬元的環境修復費。

　　常隆化工的環境污染問題，只是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頻頻出現環境污染事故的一個縮影。

　　此前，紫金礦業銅酸水滲漏事故，堪稱近年來我國環境污染的“大案”。2010年7月3日，紫金礦業紫金山銅礦濕法廠發生銅酸水滲漏，7天后紫金礦業才向環保部門彙報。該事故造成汀江下游水體污染和養殖魚類大量死亡。

　　紫金礦業污染事故之後，由上市公司導致的重大環境事故，有增無減。2011年，哈藥股份被央視曝光排放的硫化氫氣體超標千倍；同年底，永安藥業被環保部掛牌督辦，其1.4萬噸酒精法環氧乙烷生産裝置未批先建，污水處理站排水長期超標排放。

　　此外，中海油、中金嶺南、昇華拜克、北礦磁材等公司，也相繼曝出重大環境污染問題。

　　據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統計，2003年1月至2012年3月，上市公司發生了113起環境事故，每年發生次數呈上升態勢：2010年為14起，2011年“飆升”到41起。

　　今年2月，NGO組織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發佈了《A股上市公司線上數據污染物排行榜年度報告》(以下稱污染物報告)。IPE稱，近年來，各省市環保部門搭建了重點污染源線上監測平臺，對監測數據實時公開，其編制榜單的數據，正是以收集公開監測數據為基礎。污染物報告的監測範圍，覆蓋1365家重點控制企業，涉及519家上市公司。

　　報告稱，2015年，因污染物排放線上監測數據超標而上榜的上市公司及其關聯公司便達到了141家。其中，中國鋁業、酒鋼宏興、中國神華、八一鋼鐵、雅戈爾等知名公司“榜上有名”。

　　發環境報告的上市公司，不到三成

　　在141家污染物排放超標的上市公司及關聯公司中，39.72%的公司屬於化工、公用事業、建築材料行業。

　　其中，又以化工企業居前，達到25家；公用事業及建築材料行業企業分別為20家、11家；緊隨其後的是鋼鐵行業、採掘行業，分別有10家和9家。

　　上述行業的環境污染問題，主要集中在工業廢氣和廢水污染物的排放上。這一數據接近環保部公佈的情況。4月17日，環保部公佈了今年3月“12369”環保舉報熱線受理情況。當月，公眾舉報75件，其中反映大氣污染最為集中，其次為水污染。

　　面對環境問題時，上市公司的態度算不上“積極”。污染榜上榜的141家上市公司及其關聯企業中，僅28 家企業對榜單進行了反饋，佔比不足兩成。

　　實際上，從2005年起，我國相關機構就出臺了一系列的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辦法，對企業環境資訊公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和規範。其中，上市公司環境資訊披露的內容包括環境會計資訊、污染物排放資訊、資源消耗資訊、環境管理資訊等。

　　今年1月，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發佈了《中國上市公司環境責任資訊披露評價報告(2014年)》。該協會的主管部門為環境保護部。

　　報告稱，2014年，A股上市企業發佈相關環境資訊報告的數量為708家，佔滬深股市上市公司總量的27.1%。即使是披露了環境資訊報告的上市公司，披露內容準確性和可讀性仍待進一步提高。

　　魯抗醫藥污水外排被罰5萬元

　　此外，污染物報告提到，監測週期內，上榜的141家上市公司或其關聯方中，有50企業有環境監管記錄或環保處罰記錄，佔比不到四成。

　　這一數據表明，NGO組織監測到的數值超標企業，僅有四成被環保部門查出環境問題。“出現這種情況，一是環保部門存在執法不嚴的問題，另外就是企業在環保部門實地檢查時，弄虛作假。”4月21日，IPE負責人王銘瑄説。

　　近年來，因篡改、偽造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被行政處罰的上市公司，為數不少。2015年12月，環保部公佈了第二批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數據弄虛作假的典型違法案例，上市公司中國建材和晨鳴紙業的下屬企業名列其中。加上當年6月份公佈的3家上市公司關聯方，2015年因自動監控數據造假被曝光的上市公司關聯方達5家，佔被曝光企業總數的1/3。

　　因數據造假，中國建材和晨鳴紙業受到了3萬-5萬元不等罰款、涉事主管人員行政拘留的處罰。污染物報告中提到，2015年涉事企業因環保問題被處罰款的記錄共有52條，總金額為2504.08萬元，平均每次罰款在50萬元左右。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魯抗醫藥。2015年初，央視報道稱，魯抗醫藥將含抗生素的廢水外排至京杭大運河。魯抗醫藥最後收到了當地環保部門5萬元的罰款。有輿論稱，這樣的罰款如“隔靴搔癢”。

　　一些環境污染易發企業，甚至還享受著來自政府的補貼。以火力發電企業為例，燃煤發電機組必須按規定安裝脫硫、脫硝和除塵環保設施，其上網電價在現行上網電價基礎上執行脫硫、脫硝和除塵電價加價等環保電價政策。

　　一位光伏從業者曾有過計算：如果按照每度電都進行脫硫脫硝的話，2014年全年國家需要補貼火電企業約1126.74億元。但電企騙取脫硫脫硝補貼的事，卻一直在發生。

　　2015年6月份，環保部曾經發出對2014年脫硫、脫硝設施存在突出問題的17家企業予以處罰的公告，被處罰企業存在脫硫、脫硝設施運作不正常或未建脫硝設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長期超標排放等問題。

　　調查取證成NGO起訴的難點

　　目前，環境公益訴訟成為了社會上另一種對抗企業環境污染的方式。

　　目前，NGO組織中國生物多樣性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稱綠髮會)正就上市公司湖北宜化及子公司傾倒生産廢水導致環境污染一事，向湖北漢江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民事訴訟。

　　“這只是我們基金會眾多公益訴訟中的一起，去年以來基金會發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有20多起，但審結的目前還沒有。”4月22日，綠髮會法律部門負責人、湖北宜化案代理律師王文勇稱。

　　3月17日，中華環保聯合會發佈數據稱，“截至2015年末，全國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環保組織共計有6000余家，具有環保公益訴訟主體資質的有千余家”。

　　然而現實是，2015年僅有9家社會組織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共提起37起訴訟。

　　“參與到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還不多，主要原因還是各方面給公益組織的壓力太大，干預太多。”王文勇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他接觸的涉案企業，一半以上對公益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不理解，有的甚至認為“公益組織別用用心”。

　　公益組織還面臨專業取證技術、資金支援、法律幫助等訴訟門檻。據王文勇介紹，在接到企業污染線索後，公益組織取證調查過程十分棘手，其間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也有公益組織選擇了訴訟以外的其他方式。編制污染物報告的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自2015年開始每週發佈一期上市公司污染源排放線上監測榜單。

　　“我們希望通過對上市公司這一公眾公司的關注，讓投資者更關心環境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會轉變為企業的財務風險，從而提高整個社會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王銘瑄説。

　　●報告稱，2015年，因污染物排放線上監測數據超標而上榜的上市公司及其關聯公司便達到了141家。

　　●污染榜上榜的141家上市公司及其關聯企業中，僅28家企業對榜單進行了反饋，佔比不足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