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晚，長虹和美的同時發佈半年報，長虹虧損1.8億，美的凈利66億。前者是國企，後者是民企，二者都曾在家電這個最早開放、充分競爭的行業中拼殺多年，也曾數次短兵相接。如今，業績呈現如此差異讓人感到震撼。

　　就是在此時，受體制問題束縛多年的長虹啟動了國企改革，希望通過改組長虹集團為四川長虹電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適度調整擴大電子集團的決策權、研究制定電子集團控股公司中長期激勵管理辦法、積極引入各類戰略投資者等方式，實現政府的“放權+減負”。

　　只是，如今家電業已經走過狂飆突進的輝煌年代，正置身於一片紅海中浮沉不斷，此時長虹遲來的國企改革能否順利實施，並且給它帶來“破繭成蝶”的美好未來，仍有待時間檢驗。

　　長虹産權改革曾兩度擱置

　　在倪潤峰執掌長虹的時代，長虹曾兩度提出産權改革計劃，但都沒有成功。國企長虹內部人人“鐵飯碗”的現狀如今仍未改變。

　　中國家電史上，倪潤峰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曾執掌長虹帥印17年，在1989年策動過中國電視行業首場價格戰，以30%的降幅與日本品牌短兵相接並大獲全勝；在1998年發動過 “長虹囤積彩管事件”，引發國內彩電企業一場“資源大戰”。

　　但就是這個家電“教父級”人物最終失意離開，並留下一件未酬心願——長虹産權改革。有媒體報道稱，導致倪潤峰離職的真正原因也許就是是以倪潤峰為首的管理層與大股東（當地政府）在長虹産權改制方面所産生的分歧。

　　早在1999年，長虹就制定過民營化計劃，核心是國有股減持，目標是逐步使長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為國有股所佔比例不超過20%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其中便包括管理層對公司國有股的購買(MBO)。後隨著國家有關部門對國有股減持叫停，此計劃落空。

　　2002年5月，倪潤峰再次提出“民營化”，但由於管理層和大股東在民營化方式上存在分歧，計劃擱置。

　　與之對應的是，對手企業TCL在李東生的領導下，于2002年實現曲線MBO。2004年1月，TCL集團整體上市，李東生擁有TCL集團1.445億股股份，身家一舉超越10億元。同一年，倪潤峰60歲，黯然退休，其退休前年薪為120多萬，退休後僅能拿到每月1000元退休金。

　　倪潤峰的離開，令長虹産權改革的努力戛然而止，國企性質佔據上風後，預備以“狼性”撲入市場競爭的企業性格也漸漸變得溫順起來。

　　據知情人士透露，十年前，長虹都是一週工作六天，現在每週工作五天。與每天都開足馬力連軸轉的大部分家電企業不同。

　　此外，國企長虹內部人人“鐵飯碗”的現狀也未能改變。“公司老總連一個普通員工的去留都很難決定。”長虹內部人士稱，開除在長虹的企業文化、企業輿論中是説不過去的。

　　家電專家劉步塵對新京報記者説，多年來，長虹給人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負重前行”，它和別人競爭的時候，其中很大的短板就是受到體制的約束，讓長虹看起來像一個“戴著鐐銬的舞者”。國有企業不管賺錢虧錢，都由國家兜底，這導致長虹市場意識不強烈，在純粹國有體制之下，很難和那些輕裝上陣的同行企業實施對稱性競爭。

　　這是當年倪潤峰爭取“民營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如今長虹啟動國企改革的主要考慮。

　　部分高管將“有換有下”

　　2014年，第三次國企改革拉開序幕。新一輪長虹改革的核心只有一個：政府給企業放權鬆綁，特別是在涉及一些重大項目投資的財權以及人事權等方面，力度較大。

　　2004年，倪潤峰退出後，原綿陽市副市長趙勇調任長虹成為新一代“掌門”，剛接棒的趙勇對媒體説，“（長虹）不能説是一潭死水，也是一潭平靜的水，綿陽以及長虹最需要的是激情。”

　　今年7月初，四川省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工作會議上，長虹董事長趙勇再次説，公司在産業轉型升級、法人治理結構、企業內部管控、高端人才引進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在網際網路的跨界衝擊下，傳統家電面臨“生與死”的考驗。

　　一個月後，長虹披露了大股東——長虹集團擬定的國企改革方案相關情況。

　　2014年8月3日，長虹公告稱，長虹集團擬定了深化改革加快轉型升級方案，主要涉及六大內容：長虹集團改組為四川長虹電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適度調整擴大對電子集團控股公司重大投資審批權；研究制定中長期激勵管理辦法；積極引入各類戰略投資者、企業法人，推行産權多元化，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勞動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分配製度改革；構建智慧産業生態，以人為中心重新定義産品和服務，全面落實機制體制改革和産業轉型升級。

　　“目前此份方案正在四川省國資委審議”。有知情人士稱，“原本定於8月19日前後對外公佈審議結果”。目前來看，已經推遲。

　　儘管最終的審議結果尚未出爐，但長虹內部已經開始有所動作。

　　有長虹內部人士對新京報記者透露，改革中高管層面變動幅度不小，22個高管層有不到一半人會“有換有下”，由長虹體系內的人補缺，或者從社會公開招聘。公開消息顯示，長虹已經于年初啟動60萬年薪全球招副總計劃。

　　在執行層方面，長虹已經開始大力推進産品經理負責制。“相當於去行政化，産品經理最大，可負責整個業務全部鏈條，解決了跨部門合作問題，”上述人士稱，薪酬機制也將相應變動。

　　這些調整正符合趙勇此前的表態。5月28日，長虹集團董事長趙勇在四川長虹股東大會上曾表示，“對不符合公司戰略、對發展造成拖累的子公司進行戰略重組或者退出”。公眾將看到今年換屆的實質性變化。

　　此前，四川《黨的建設》雜誌稱，新一輪長虹改革的核心只有一個：政府給企業放權鬆綁，特別是在涉及一些重大項目投資的財權以及人事權等方面，力度較大。同時，政府還對長虹在50多年發展過程中通過並購産生的大量退休員工等包袱進行清理，概括起來就是“放權+減負”。

　　人事和業績阻力重重

　　在家電這個充分競爭的行業，長虹是唯一一個受制于體制問題而發展滯後的企業。而其未來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人，一個是業績。

　　家電行業過去20年，先後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競爭，入世後的文明成長，如今正處在人民幣升值、補貼政策退出、網際網路入侵等因素包圍的新時代，所有企業都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期。

　　對於同樣身處迷茫，而又要兼顧改革的長虹而言，顯得阻力重重。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人，一個是業績。

　　家電專家劉步塵對新京報記者説，這麼多年的國企觀念，可能會固化管理層的思維。現在突然要改革，這部分人就將成為最大阻力。

　　還有業內資深人士稱，國企有個很重的包袱是帶有政府性，它怕引發群體事件，國企員工如果鬧事兒，提出抗議，會讓政府很被動。“所以長虹跟很多央企一樣，承擔了政府形象的責任，但同時又要讓它到市場上與完全的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拼殺。這是很痛苦的”。

　　即使人事調整得以解決，把原來這幫人拉到市場上去，能不能跟美的、格力、海爾拼也是一個疑問。“就像是溫室裏的植物，一直備受呵護，一旦把棚揭開，風吹雨淋，能與野地里長起來的植物抗衡嗎？”劉步塵説。

　　在業績層面，長虹轉型面臨的壓力也不小。

　　長虹最新公佈的半年報顯示，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減少179.73%，由盈利變為虧損1.81億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則虧損4.2億元。

　　劉步塵説，年底或者明年，長虹真正開始執行改革，有些産業板塊可能會退出，保留下的産業板塊也可能會因人的調整發生變化，經營業績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就比如2011年，美的集團開啟內部調整，第二年美的營收就從931億降到680億。預計長虹改革的陣痛期可能也會持續三年左右時間。

　　不過，這是值得的代價。“把過去的浮腫而不是肌肉消除，呈現健康的體魄，雖然瘦了，但肌肉多了，發展就會變快了”，劉步塵説。

　　只是，在長虹放手一搏的背後，它還背負著一個千億計劃。四川省曾提出，希望長虹2013年營收做到1000億元，2017年做到2000億。但在轉型瘦身期，既要業績又要成效顯然是不可能的，四川省政府和長虹，是否都能耐得住寂寞等待“破繭成蝶”，也是疑問。

　　劉步塵説，長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長虹集團主管部門四川省國資委的決心到底有多大。而對長虹而言，已經失去太多機會，這次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