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前董事總經理 鄭學勤

　　金融本身不會創造價值，收入和財富在勞動、生産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的分配應當公平。金融監管從表面上看是對金融風險的監管，實際上是對釀成金融風險的金融利益的監管。金融市場綜合監管可以阻止金融利益利用監管錯配興風作浪，保障金融為社會經濟服務。

　　現代貧富懸殊是經濟金融化的結果

　　金融為經濟發現資本，為儲蓄髮現回報。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不少主要新興國家的儲蓄率同發達國家相近，但每人平均GDP比發達國家要低三分之二或一半，其中金融不成熟是一個重要原因。金融並不是越發達就越有效。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前期的生産力和社會財富水準上，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是有效的，這同美國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情況相似。但隨著經濟水準提高，私人儲蓄增加，發展速度減緩，資本會自然流向房地産和大型企業等能給銀行提供高質押的領域。在這樣的轉捩點上，如果金融體系不改革，就會出現産能過剩、房産囤積和低效企業，在各國都是如此。

　　金融市場是市場，市場價格應當由供需關係決定。不過，要實現這個原則，商品需求量與商品潛在的供應量之間應當能夠平衡。金融市場同商品市場在這方面有區別，資本是有限的稀缺資源，持有稀缺資源可以囤積居奇，尋求超額利潤。根據倫敦政經大學教授約翰·凱的數據，在大部分西方經濟中，銀行持有的資産和債務超過政府的資産和債務，但實際借貸給企業和個人用於商品生産和服務業的總量，還不到它們總資産和債務的10％。

　　金融去監管促成經濟金融化，也導致嚴重的貧富不均。格林斯潘説，貧富不均説到底是國民收入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分配問題。美國建成了以中産家庭為主體的社會，但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金融化的深入，國民收入和財富大量轉入上層家庭。從收入來看，1970年上層家庭的收入佔全民總收入的29％，到2014年上升為49％。在1971年，16%的成年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到2015年這個數字是20％。從1971年到2015年，上層家庭的收入增加47％，中等家庭為34％，下層家庭為28％。從財富（資産減去債務）來看，1980年以來，上層家庭財富翻了一倍，中等家庭停滯不動，下層家庭反而減少。上層家庭的財富在2013年是中等家庭的7倍，下層家庭的70倍。到2015年，美國中等家庭的數目低於50%，“中間大兩端小”的社會結構已經被破壞。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同經濟金融化不無關係。美國財富不均在1929到1978年間逐步下降，之後開始上升，1979年頂部0.1％家庭的財富佔全民財富的7％，2012年為22％。美國的金融化經濟為全球效倣，結果全球頂部1％上層家庭擁有的財富在2015年超過了其他99％家庭持有財富的總和。

　　這種財富集中的核心是金融擴張。2014年全球1645個10億美元級的富翁中，20％同金融有關。1990年到2000年之間出現的500個10億美元級富人中，有20％來自金融業。2013年以來金融領域産生了37個10億級富翁。金融領域10億級富翁的財富增長率在2013-2014年之間是15％，遠遠超過3％的全球經濟增長率。少數人擁有大量的錢，以錢生錢就成了增加財富的捷徑。根據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統計，1979年以來，在美國資本收益對頂部1％家庭財富增長的貢獻為八分之七，在底部95％的家庭中不到3％。資本收益的不均遠遠要大於其他形式的收入。在美國最富有的400個人的收入之中，資本收益佔總收益的57％，利率和股息佔16％，全國5％的股息歸這400人所有。根據2005年的統計，美國頂部1％的富有者中，45％的人不是在金融界工作，就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在頂部0.1%的富有者中，這個比例為60％。金融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美國成為最大的個人財富來源。

　　資本既是生産要素也是財富載體。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除了為經濟服務之外，金融在財富再分配方面所起的功能日漸顯著，資本回報率持續超出經濟産出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財富的增加速度快於經濟産出和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貧富差距因此自動擴大。不過，近40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高度依賴華爾街金融運作助成的債務擴張。央行貨幣政策不考慮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政府不認為金融監管屬於宏觀經濟政策。按照皮凱蒂的研究，資本分成通常佔經濟産出收益的四分之一，在資本密集的行業可以高達一半。在上世紀70年代後的美國經濟中，收入不公的主要表現不是對勞動支付的不公，而是來自資本收入的分配不公。裏根時代大量公有資産被私有化，這種現象之後就變得尤其突出。上世紀70年代早期，大部分國家的金融資産和債務總量不超過國民收入的4-5倍，到2010年這個比例已經是10-15倍。光靠經濟發展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金融財富有擴大貧富差距的內在邏輯和動能。

　　金融監管應以小康社會為綱

　　在工業革命的初期，有人提出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好處。這種理論後來被證明即使在18世紀也是錯的，大眾富裕對經濟發展更有利。由於社會改革運動的推動，19世紀後期工資購買力開始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美國從1929年到1948年貧富差距不斷縮小，為後來30年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礎。裏根以來的政府基本上信奉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只要政府不干預市場，即使有錢人更有錢，窮人更窮，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總體會更有利，政府只需要從富人那裏徵稅，用來貼補窮人，社會就能優化發展。金融危機暴露出這種理論的缺陷。市場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任何市場都是在一定監管框架中的社會機構。金融危機以來，經濟金融化的內在邏輯仍然在起作用，貧富差距不是縮小，反而加劇。

　　美聯儲在金融危機之後的零利率政策，同1929年危機後美國政府限定銀行利息的“監管規則Q”有些相像，它們都是要限制資本的分成。不過，今天的金融環境不同於80年前，資産證券化根本改變了銀行的性質。金融市場取代銀行成了社會融資的主要渠道。零利率的貨幣政策導致金融資産增值，金融資本因此更進一步擠壓産業利潤。短期投機的慾望超過長期投資的意向。短期利率同長期利率的利差收窄甚至倒挂，失業率降低但總工資水準變化甚微。就業增加而經濟增長緩慢，勞動生産率下降。

　　資本獲益要通過債券和股票才能貨幣化。市場經濟需要證券和信用市場。經濟工業化産生了資本對勞動的異化，經濟金融化産生了證券對資本的異化，公司股份制改變了家族擁有企業的資本結構。由於儲蓄分散和社會分工日益複雜，無論為企業籌集資本還是為儲蓄者尋找投資機會，都離不開金融仲介。金融仲介按金額收費，以回報提成，他們不是資本的所有者，但同資本的利益密切相關。仲介活動提高了資金利用率，降低了社會投資成本。但是，仲介的利益分成模式只重視資金的短期回報，而不對投資的長期效益負責。仲介代理利用別人的錢為自己營利，金融機構只有在代理人或交易員賺錢時才給他們分成。金融業只對證券回報而不是資本效益負責，這種運作模式對金融界似乎成了只贏不輸的買賣。在這樣的模式裏，使用杠桿力是天然偏向。杠桿能放大短期盈利，短期盈利決定仲介的收入。即使事後杠桿破滅，盈利消失，仲介的收入已經入袋為安。美國金融業的激勵制度把這種模式的優點和弊端都推到了極致。

　　金融機構的盈利主要來自高風險的借貸，杠桿力是金融危機的主要推手。在金融化時代，風險也成為收入的來源。資訊不對稱在風險市場比在商品市場要嚴重得多，資訊不對稱因此成為金融超額盈利的另一來源。高風險和高杠桿力以及資訊不對稱，是金融性質變化的重要特徵。這種性質的變化以及由此産生的超額利潤，同金融對經濟的服務或經濟的增值沒有多大關係。斯蒂格利茨説銀行有推動市場不穩定的動機，市場中靠日波動賺錢的交易者同樣有推高市場波動性的理由。金融機構冒險的動機和動能比其他行業要高。現代從事金融活動的人不具備處理由於他們的行為而造成的複雜環境的能力，金融去監管加大了社會承擔的風險。杠桿力過高、流動性失調和資本質押不足等弊病因此積累起來。到金融危機爆發，就只能是政府出手，社會埋單。

　　金融是經濟的延伸，經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從事金融活動的人既有競爭性也有社會性。新自由主義理論假設作為經濟工具而存在的孤立的人，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用福山的話説，人是按規則活動的動物。“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是，過度的貧富懸殊是社會現象而不是自然現象。金融本身不會創造價值，收入和財富在勞動、生産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的分配應當公平。否則就沒有小康社會可言。美國的金融體系沒有做到這一點。在中國社會裏，因為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財富傳承的集中程度會比其他國家都要高。建立以小康社會為綱的金融監管體系，對社會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將會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