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

　　出版機構將《不平等經濟學》稱為《21世紀資本論》的前傳，這肯定是不合適的。顧名思義，前傳是主體作品的衍生作品，但《不平等經濟學》明明出版更早，儘管主題跟《21世紀資本論》一致，部分結論具有一貫性，但前者並非後者的總論，後者也不是前者的擴充版本。

　　《21世紀資本論》出版後在歐美世界引發巨大反響，其內容可以認為具有革命性意義。例如直言不諱地提出征收全球資本稅；又如明確警告指出，全球新經濟增長是“經濟和科技理性的體現”，但很可能侵蝕民主理性，還提出要警惕世襲中産階層的形成和固化、政府公共債務創造了一個龐大的食利者階層等震撼觀點。相比之下，《不平等經濟學》不僅篇幅更短，而且內容上與歐美經濟學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學者的類似主題作品沒有太大出入，主要是對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分化、再分配等社會熱點問題的簡要論證。

　　一句話，如果因為《21世紀資本論》篇幅較長，閱讀難度很高，就希望通過同一作者的《不平等經濟學》，短平快地了解不平等問題，了解托馬斯·皮凱蒂這樣一個明星經濟學家，這樣的願望是一定會落空的，也只能形成淺嘗輒止般理解。

　　當然，《不平等經濟學》也是一本不錯的讀物，可以讓對不平等問題及相關公共政策缺乏了解的讀者，更為嚴謹客觀地看待和辨析一些流行説法。

　　全書主要談論了兩大命題：一是不平等及其類別和演化，二是再分配政策。托馬斯·皮凱蒂在寫作這本書時已經意識到，工資不平等的幅度儘管越來越大，但仍遠遜於資本收益對收入差距拉大的影響——他在《21世紀資本論》書中就此進行了更為縝密全面的論證。

　　談及不平等的歷史演變，工業資本主義造就的不平等（包括工資不平等和資本收益不平等），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達了頂峰。出於對強盜資本家的反感和恐懼，美國出臺了金融監管法案，施行累進稅制，供給公共福利。二戰後，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和美國的社會不平等收縮到近代以來最低的水準，窮人子弟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但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歐美國家不平等程度又重新加大，所謂的庫茲涅茨曲線發生反轉。《不平等經濟學》一書就此指出，這背後的動力在於，資本收益水準拉大，而就業方式趨於靈活化，也造成了工資收入不平等的重新反彈。

　　勞資不平等加大，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將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特別是加速實現創新。某種意義上講，投資和資本積累的確將提高未來經濟生産的能力，會讓窮人在內的多數人受益。儘管如此，對資本徵稅的減少，並使得稅收主要依賴於對勞動進行徵稅，本身將促使企業使用更多的資本和更少的勞動，更為熱衷“機器換人”，造成較高的社會失業率。而因此形成的失業者，還將因為較低的稅收水準、社會福利水準，難以找到收入可以同時滿足生活需要和競爭發展（職業技能等）需要的工作，社會底層有趨於固化的危險。

　　資本收益和積累基本不參與到社保繳費等公共福利的籌資範疇以內，這被托馬斯·皮凱蒂解釋為社保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問題。丹麥等北歐國家的社保體系不存在社保繳費，而是由所得稅提供資金支援，因而要比歐洲很多國家和美國的社保體系更為健康，不平等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更少。

　　討論工資不平等不可避免涉及的一個命題是——人力資本本就不均等。問題是，為什麼人力資本的不均等程度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會與日俱增，而工資不平等程度也在同步提升？這很大程度應歸於資訊産業的崛起，而無論是歐美國家還是一般的新興市場國家，公共教育體系顯然不能為多數人口帶來適應資訊産業的技能，而這又歸於公共教育投入不足（持續的減稅政策，使得政府無法實現對教育産業的持續增額投入）。托馬斯·皮凱蒂在書中駁斥了所謂的人力資本有效投資理論（該理論否認國家調節人力資本不平等的意義）。

　　人們常説的再分配，主要指的是稅收再分配，這涉及到兩個過程：一是徵稅過程，包括所得稅、增值稅、社會保險繳費等的徵收；二是轉移投入，包括投入到家庭補貼、事業補貼、最低融入社會救濟金、退休金，以及公共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托馬斯·皮凱蒂認為，較高的稅率抑制高收入者，還會降低稅收總量的説法是不確切的。高收入者不會因為稅率的變化受到太大影響，反倒是低收入者表現出對稅負增加的更多排斥，但這種排斥是因為稅負增加沒有帶來更多的就業等公共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