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如果説文學永恒的主題是人性，那麼經濟學永恒的主題是什麼？這個問題應該沒有太多爭議，答案是市場的本質，即：市場是否有效？什麼情況下有效？何時需要政府的干預？

　　對這個核心主題的回答卻是不同經濟思潮和學派的分水嶺。亞當·斯密作為“看不見的手”這一説法的提出者，一般被認為是支援“市場機制有效”這一觀點的。其實，仔細閱讀《國富論》及《道德情操論》，我們能夠發現，亞當·斯密在這個問題上是相當謹慎、明智的，也進行了極其精巧的複雜的分析。比如説，他反覆強調現代社會必須要有法制，否則市場會失靈，而法制體系不能由商人或其他利益集團左右，應該由女王設定。再比如説，他還著重強調，在很多問題上任憑自由市場自行發展會傷害到國家利益，因此為英國及其殖民地運輸貿易品的商船必須由英國製造。女王的這一法令從根本上保證了英國軍艦的製造能力，從根本上保護了英國的國防，最終保護了英國庶民的財富。斯密在“市場是否失靈”這個問題上，看法是相當中庸的。不幸的是，絕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家都誤讀了斯密。

　　發力於兩次世界大戰之中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市場經濟是否有效”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是極其鮮明的。凱恩斯曾以各種精闢論述批判市場參與者，其基本看法是：市場參與者都是非理性的，投資者具有動物精神，時而亢奮，時而憂鬱，投資忽高忽低；消費者也是非理性的，消費者，尤其是高儲蓄者往往具有過分儲蓄的傾向。因此，市場經濟永遠存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呼喚外部干預。根據凱恩斯的分析，政府必須直接出手干預市場經濟，不斷採取各種辦法來提升有效需求。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為領軍人物的一大批西方經濟學者開始反攻凱恩斯主義，他們的基本理論信條是市場參與者是理性的，市場機制總體上講是有效的、出清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反覆提出，那些非理性的消費者和市場經濟參與者一定是市場遊戲的失敗者，遲早會被市場遊戲淘汰出局，因此留在市場中的參與者一定是理性的。一大批經濟學者隨之用巧妙的數學工具，描述市場的理性如何讓市場永遠高效。在金融領域，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尤金·法瑪再三強調，股票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是有效的，在這個有效市場上，投資者是不可能長期獲得超額回報的。一個閉上眼睛隨機買股票的投資者和一個精打細算、煞費苦心的股票投資者在長期來看回報是一致的，股票市場價格已經反映了到目前為止關於股票的所有重要消息，股市中不存在套利空間。這些上世紀80年代的理論催生了宏觀經濟領域的理性預期學派，他們認為投資者和消費者是超級理性的，因此政府在宏觀層面針對經濟週期所做的任何政策都會被理性的市場參與者採取的各種措施所對衝。比如他們論證，如果政府發行債券提高財政赤字、擴大財政支出，這種做法在短期內達不到刺激經濟的效果。因為消費者都知曉，政府今天多花錢而沒有收稅，未來遲早會收稅，因此他們必須攢錢以應對未來政府針對自己甚至自己的後代所採取的徵稅行為。因此消費者削減消費的效果與政府擴大開支的作用正好對衝，這就是理性預期學派的經典例子。

　　儘管芝加哥學派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風雲一時，産生了四、五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但是經濟學界關於市場有效性的爭論始終沒有平息。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學等東西海岸的學術重鎮的經濟學者們，被戲稱為“鹹水學派”，他們與淡水湖畔的芝加哥“淡水學派”在哲學層面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在學術論證層面比較中庸，他們認為市場經濟不一定是有效的，而且往往出現失靈。哈佛大學前校長，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的代表指出薩默斯在談到堅持市場有效的芝加哥學派時説：我要是你們，我就不研究經濟學了。他的潛臺詞是：既然市場是有效的，就沒有必要人為干預了，還要經濟學幹什麼呢？

　　上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淡水學派”的英雄之一正是喬治·阿克洛夫。阿克洛夫認為，市場往往失靈，因為市場雙方存在交易資訊的不對稱。他的一篇著名文章談的是舊車市場：在舊車市場上，由於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稱，買家不知道賣家的汽車是好是壞，因而不願意出高價，因此汽車市場上往往出現交易的中斷——當壞車的比重太高時，好車的車主賣不上價錢，寧肯不賣車，最終導致舊車市場中無好車。這一論文開始投稿于美國若干一流雜誌，都被“槍斃”，最後終被哈佛大學經濟係主辦的《經濟學季刊》接受。2001年，阿克洛夫與時任斯坦福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以及約瑟夫·斯蒂格利茲一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三位的工作主題高度一致，都論證了市場失靈的一個根本機制是資訊，即資訊不對稱往往使得市場交易失靈。三者的求學和學術發展都與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有極深的淵源。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鹹水學派”又發起了另一場對“淡水學派”的“攻擊”，就是基於心理學研究以及金融市場的實證研究，反覆論證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經濟學者習慣的“理性人假設”往往是不成立的。而且，由於非理性的人的存在，理性人在市場上往往也必須幹出愚蠢的事情。羅伯特·席勒和阿克洛夫一樣，也是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高才生，之後長期在耶魯大學任教。席勒在上世紀80年代就論證股票價格的波動遠遠超過股票盈利的波動，以此證明股票市場是非理性的、無效的。後來，他又根據美國股市和房地産市場的數據，寫出了具有曠日持久影響力的名著《非理性繁榮》，説的是在投資市場上非理性投資者往往過分樂觀，這導致資産價格持續上漲。哈佛大學前任校長薩默斯以及我本人的博士生導師施萊弗教授也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説明在股市上如果非理性人足夠多，那麼理性人將被迫按照非理性人的投資方式進行投資。其中的道理是，如果絕大部分人都錯誤地認為股市在上漲，則將買入股票，推高股價，這個時候頭腦再清晰的人也必須跟著買入，否則將喪失價格上漲的投資良機。這就是股票市場上“笨蛋”領著“聰明人”走得很好的例子。席勒于2013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資訊不對稱和消費者的非理性這兩件事是經濟學家論證市場機制失靈的重要例證，當屬近40年來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問題是普羅大眾並不完全理解這些深奧複雜的經濟學道理，於是阿克洛夫和席勒兩位經濟學大家聯袂為大眾奉獻了一本精彩絕倫的經濟學通俗讀本，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釣愚》這本書。《釣愚》這本書著重闡釋由於非理性，美國的消費者往往過高估計自己的消費能力或自製能力。這種人性的弱點往往被廠商利用，小至健身房的老闆賣給消費者“並不划算”的健身卡，大至華爾街的從業人員長時間、大規模地欺騙投資者，又或者在健康醫療市場上由於資訊的高度不對稱，以及人在失去健康情況下的非理性，大量的資金浪費在沒有效果的治療上。這兩位經濟學巨子用一個又一個通俗的例子告訴大家，人性有缺陷，因此普通人在參與市場經濟遊戲的過程中，往往會輸在超級精明的商人面前。

　　這一巨著對於中國讀者而言也是有啟發意義的。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就有大量爭論。在我看來，核心的爭論可以歸結為爭論各方對兩個基本假設的認知完全不同。第一，中國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第二，政府的能力到底有多強。有些經濟學家往往認為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是充分理性的，不需要外部力量參與，市場經濟就能夠高效地自我運作。基於這個理念，許多學者建議醫療市場要完全放開，政府不用過分干預，只要在醫療保險市場上有充分的競爭，病人的福利就能得到保證。再比如， 只要確定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再讓農民完全自由地轉讓土地，農民就可以完全獲得土地的收益、可以進城、脫離土地，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就會加快，農業用地也能夠更加連片，農業産業化則隨之而來。而另外一些學者往往認為消費者是非理性的，政府的能力是超強的。在醫療問題上，他們認為病人掌握的資訊遠遠不如醫藥代表和醫生多，因此，醫藥代表、醫院和醫生往往過度治療、過度用藥，最後受到傷害的還是患者。在農村土地問題上，他們認為農民是非理性的，一旦完全把土地所有權交給農民，就會出現大量農民轉讓土地之後揮霍掉轉讓所得，成為無地、無業、無家的“三無”流民，造成社會動蕩。同時，政府有能力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也能夠幫助農民更好地管理好自己的土地所有權。

　　這兩派觀點在我看來都比較極端。中國經濟學家的使命是推動實實在在的改革試驗，認真總結經驗，真正甄別不同地區、不同領域消費者的實際理性程度，也不斷判斷政府的實際操控能力。比如在江浙一帶，市場參與者的能力極強，市場的效率比較高，但是在西部或內陸地區，幾千年來擁有土地的農民不見得擁有沿海地區農民的理性程度，在土地以及其他金融問題上往往會被欺騙。中國所需要的是積極實踐，在實踐中找出基本的規律，在實踐中發現到底哪些地區的哪些市場是有效的，以及哪些地區的市場是無效的，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可以採取措施加以干預來幫助市場的受害者。

　　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阿克洛夫和席勒的這部書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問題上能夠點醒大眾、啟發學者，讓我們更加實事求是地面對中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