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輝

　　在翻開《兩個幸運的人：弗裏德曼回憶錄》之前，筆者就在想，如果米爾頓·弗裏德曼能夠再長壽一點，活到2008年以後，他是否會強烈質疑美國政府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通過的7000億美元救助計劃，是否會像從前一樣通過各種途徑據理力爭、反擊那些倡言強化經濟刺激政策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畢竟，弗裏德曼那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名言，早已深深紮根於世人的心。他一貫主張，貨幣的供應量是決定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率的主要因素，通過印刷更多美金製造出來的繁榮，只能是虛假的、有害的；政府不是救世主，美國政府每花掉一美元，這一美元肯定來自於私有經濟中的産出者和勞動者，不存在所謂把高産能彼得的一美元交給低産能保羅所帶來的“乘數效應”。而奧巴馬上臺後天量的經濟刺激，無疑嚴重背離了弗裏德曼所奉行的理論旨要。

　　通過這部厚重的自傳作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個具有獨立精神、堅決捍衛原則的作為經濟學家的弗裏德曼。

　　在弗裏德曼成名之前，主流經濟學界已長期被凱恩斯主義所“統治”，任何想要翻越凱恩斯主義這座大山的學者，幾乎都敗下陣來，無論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帶頭人米塞斯，還是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哈耶克，抑或是其他自由市場經濟學家。

　　而弗裏德曼高舉自由放任的大旗，于1953年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貨幣銀行學教研室，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1956年，他推出《貨幣數量理論研究》，這是他為貨幣理論復辟進行的第一個主要步驟，成功地為古典貨幣數量論貼上了“貨幣主義”的標簽並使它重新贏得了學術界的尊重；1957年，他又推出《消費函數理論》，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這也是弗裏德曼最為自豪的作品，是他認為自己對純科學做出貢獻的最佳文獻；1963年推出的《美國貨幣史》則是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提供了大量歷史上關於貨幣變化與經濟變化之間一致相關性的例證。他的這些努力，獲得了部分學者的肯定，卻同時也遭到了更多的批評。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的建樹，為他日後的聲名日隆奠定了基礎。

　　誠如弗裏德曼自己所説，對凱恩斯主義的致命打擊來自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弗裏德曼通過推理提出了一個核心的預測，即:會發生一場在特定條件下的通脹，高通脹的十年間失業率平均不會低於低通脹十年間的失業率。當高通脹的十年氣勢洶洶而來的時候，凱恩斯經濟學日益陷入困境、束手無策，弗裏德曼的價值才終於逐步嶄露頭角，並於1976年以微弱優勢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等待和堅守之後，弗裏德曼最終見證了凱恩斯時代的終結。他的理論影響了上世紀80年代美國裏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夫人政府的經濟改革，並促成了此後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潮流；他自己也完成了由異類到主流、由離經叛道的學院教授到一代經濟學大師的華麗轉身。

　　雖然在回憶自己的學術歷程時，弗裏德曼總是以一種客觀、平和的態度進行描述，沒有對他人的詆毀，沒有對自己的吹噓，只有對過往的經歷感到幸運和滿足。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的從容淡定中感受到他在堅持自己的學術信仰和理論創見時的不易。面對凱恩斯主義的大行其道，在近三十年的時間中，他幾乎都是以一己之力，倡言自由經濟，捍衛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的傳統。當然，他顯得比在他之前的，以及跟他同時代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們都更富有耐力和智慧。這個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男子，頑強地與那些至少在體型上都要比他更為魁偉的學者們辯論、筆戰，並且最終在實踐中經受住了考驗、獲得了勝利。這不由得讓人想到了拿破侖，只不過，弗裏德曼是在不同的戰場，扮演著同樣的英雄角色。

　　弗裏德曼的確堪稱英雄，不僅因為他在學術上堅持自己的原則，還因為在政治事務上他也長期站在弱勢群體的一邊，抗拒強勢的政府。比如，他出任美國政府的經濟顧問，在參與尼克松時期的“家庭援助計劃”時，因為白宮所提出的議案偏離了福利改革的初衷，他毅然決然地投了反對票；他也反對尼克松在1971年8月開始實施的工資和價格管制政策，認為這一政策對美國人民的危害要遠遠高於其他後來任何導致尼克松下臺的行為；他還認為，裏根選擇布希作為其副總統是他在競選及當選期間最糟糕的決定，如果布希不成為裏根的接班人，那麼令人遺憾的布希-克林頓時期就不會出現……

　　比弗裏德曼的學術著作和政治參與更具影響力的，是他向世界傳播自由市場觀念的卓越能力。他在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和1980年出版的《自由選擇》，至今仍擁有廣泛的讀者群體；他通過在世界各地演講，以雄辯的才能和縝密的思維征服了無數的聽眾；他借助多種媒體、多種渠道發表觀點，以少有的耐心和最平易的語言將複雜晦澀的經濟學原理解釋得淺顯易懂。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紀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自由市場的魅力，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接受了弗裏德曼主義，經濟開始起飛。

　　在回憶錄中，弗裏德曼還以不小的篇幅談到了他到中國的三次（1980年、1988年、1993年）訪問。除了他與汪道涵、謝希德等人的交往外，有一個細節讓人感觸頗深。一位大約20歲的廈門大學的女學生，當時正在將彌爾頓的成果翻譯成中文，她靠著僅有的100元存款，從廈門乘火車來到上海聽弗裏德曼的講座，弗裏德曼請張五常安排了這位女學生的聽講門票，併為她支付了返程的旅費。這也讓我們體會到弗裏德曼溫暖人心的一面，作為一位卓越的學者，學術上的堅定並不等於個性上的冷酷。

　　書中還提及了許多有趣的事情，平添了全書的可讀性。比如，弗裏德曼總結出殺死闖入家裏的豪豬的方法，就是用棒球棍輕輕擊中它的鼻子；在弗裏德曼獲得諾貝爾獎後，總統候選人卡特打算召集所有的1976年諾獎得主以示祝賀，秘書打電話給了另一位為福特總統撰寫講稿的米爾頓·弗裏德曼，讓那位弗裏德曼誤以為自己時來運轉要進入新內閣了；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還在錄製節目時，向撒切爾夫人、弗裏德曼等人發起過完全不受控制的尖酸刻薄又惡意中傷的語言攻擊……

　　《兩個幸運的人》既寫出了弗裏德曼頗富傳奇色彩、與時代變化互動的一生，也寫出了這一對學者夫婦甜美的人生經歷。書中除了對學術歷程的回顧之外，也以大量的篇幅闡述了弗裏德曼夫婦自相識、相愛、結婚及此後一路相伴所走過的生活道路。捧讀這部厚厚的著作，我們可以從字裏行間觸摸到那種對生活的深情與熱愛，領悟到那種對生命的歡喜與感恩，也體會到那種濃烈的人生謝幕致詞的味道。那些看似絮絮叨叨的對白，所承載的，是一對具有天才智慧和傑出成就的學人站在人生邊上，面帶微笑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