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

　　一場新的經濟危機正在襲來，危機的始作俑者，可能又是美聯儲。

　　隨著美國經濟否極泰來，美聯儲官員已多次暗示，將很快採取加息政策。這自然是作為美國中央銀行的美聯儲的職責和權力，但對世界經濟而言，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屬性，哪怕只有0.25個百分點的加息，都會導致數千乃至上萬億美元的波動。

　　這並非危言聳聽。英國《金融時報》援引投行NN投資夥伴(NN Investment Partners)的估算數據稱，在截至7月底的過去13個月裏，19個最大新興經濟體的資本凈流出總量，已經達到了9402億美元，近乎兩倍于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時三個季度的4800億美元凈流出總量。

　　這從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新興經濟體過去一年面臨的經濟困境：資本正在大量流出、貨幣持續遭遇貶值，經濟下行風險不斷加大。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中，俄羅斯盧布貶值幅度超過了40%，巴西裏亞爾貶值34%，歐元和日元貶值18%，韓元貶值12%，二十國集團中，只有中國和沙特的貨幣與美元保持強勢。

　　俄羅斯的情況略有些特殊，畢竟因烏克蘭衝突，該國正遭受西方的嚴厲制裁。但原先欣欣向榮的其他新興經濟體，現在普遍遭遇頂頭風。以印尼為例，印尼盾已跌至17年來最低水準。17年是什麼概念？其實就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準。而南非蘭特、巴西雷亞爾的比值也已創下13年來和12年來的最低水準。

　　不少新興國家經濟由此陷入政策陷阱：貨幣小幅貶值未必是壞事，但劇烈貶值必然帶來衝擊，更影響到民眾對經濟和國家的信心；為避免貨幣大幅貶值，央行只能不斷提高利率，但在經濟下行時期，提高利率對整體經濟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

　　根據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編制的移動平均數據，今年6月新興市場的進口同比降低13.2%。而該公司分析認為，糟糕的態勢還未觸底。

　　如果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美聯儲，顯然也不公正的。但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是，造成目前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聯儲的“退出戰略”，標誌就是加息。

　　當然，美聯儲有加息的理由。當年，為挽救瀕臨崩潰的美國經濟，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一再祭出量化寬鬆的神器，美國利率被壓縮至接近於零的最低水準，大量美元被泵出到市場，伯南克也因此榮獲撒錢的“直升機本”的雅號。

　　隨著美國經濟走出困境——今年第二季度，美國GDP增幅達到2.3%，下半年估計還會達到3%，除GDP數據外，美國的就業市場、住房市場和消費市場各個數據都在好轉。據美聯儲不慎洩露出的材料，在17位美聯儲決策者中，15人已同意在今年加息，他們的最大分歧在於今年應加息一次還是兩次。

　　美國有美國的理由，但世界經濟有世界經濟的恐懼和痛苦。回望從2008年至今的6年，世界經濟一度陷入國際金融危機，肇因就是美國的金融危機。而如果深究，這又與美國房地産過熱有關，而美國的房地産泡沫，與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長期低利率的疏忽和縱容有密切關係。美國經濟全面告急後，伯南克大刀闊斧地實行量化寬鬆，確實挽救了美國經濟，但也使大量美元流入其他國家，在促進經濟的同時，也埋下了隱患。

　　現在，耶倫執掌的美聯儲即將實施“退出戰略”，美元已經而且必然繼續從各國向美國回流，新興經濟體面臨抽血式的打擊。本來這些國家因為沒有深化改革正經受經濟陣痛，美聯儲的舉動無疑是趁火打劫。

　　在2013年一篇評論中，摩根士丹利前主席斯蒂芬·羅奇就曾説，發展中經濟體在美聯儲決策時刻到來之時，已經感受到強大的連帶效應，“它們犯有罪責，即未能在量化寬鬆高潮階段的魯莽日子裏直面自己的再平衡問題；而美聯儲策劃了這一失敗的政策試驗，如果其罪責不比發展中經濟體更重，那麼也至少犯有同等程度的罪行。”

　　但在筆者看來，這種“（美元）衰，世界苦；（美元）興，世界苦”，正是美元紅利的表現，經濟危機時，量化寬鬆，讓世界分擔美國痛苦；經濟好轉時，美國退出戰略，其他國家遭遇困境。確實，當前美國經濟向好，對世界經濟是促進因素；但退出戰略，則必然讓世界蒙受衝擊。這從另一個側面再次印證了美國尼克松時代的財長康納利的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