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興

　　截至2014年，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共頒發了46屆，獲獎者遍及全球，其中，阿瑟·劉易斯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黑人經濟學家。也許，這就是對其研究取向、方法和特點的最好注腳，同時，這也與其特殊的生活與工作的經歷息息相關。劉易斯1915年出生於英屬西印度群島，成年以後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接受教育，獲得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先後在倫敦經濟學院、曼徹斯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教職。除此之外，他還曾經出任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經濟顧問、西印度大學校長、加勒比發展銀行的總裁，併為亞洲和非洲等眾多發展中國家提供諮詢。出生和成長于英屬殖民地的特殊生活經歷，數十年在發達國家著名學府學習、教學和研究的經驗，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積累的豐富閱歷，使劉易斯對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既能高屋建瓴，幾乎憑一己之力建立早期經濟發展理論的基本框架，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又能對落後國家遭遇的困難感同身受，在研究中傾注了滿腔熱情和深厚情感。時至今日，劉易斯開創和發展的二元經濟模型和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仍是理解落後國家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主要範式。

　　1955年首次出版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劉易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目的在於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以闡釋發展中國家民眾陷於貧困的原因、發展中可能遇到的主要困難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與其他論述經濟發展的專著相比，本書在理論架構、研究內容和寫作風格等方面具有鮮明的特性。首先是理論體系的完整性。作者秉承的是自亞當·斯密以來偉大經濟論著的傳統，即全面系統地闡述落後經濟體發展的動力、條件和過程，而非專注于某一特定的領域或行業，試圖提供一份對學習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有指導意義的地圖冊。

　　作者論述的起點是個體的行為、觀念和意願，只有當人們傳統的觀念發生改變，具有致富的意願時，個體經濟行為才有可能發生改變，原本停滯的經濟才會起飛。而對此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社會制度，取決於制度能否為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各种經濟活動提供適當的激勵和約束。恰當的行為和制度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最為基本和關鍵的因素。然後作者分別討論了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個直接因素，即知識、資本和資源。落後國家可以利用自身的後發優勢，學習和引進先進工業化國家的技術，但應注意由資源稟賦的差異所産生的技術適用性問題。資本是古典理論中決定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經濟起飛的過程就是落後國家將儲蓄率由5%提升至12%，甚至更高水準的過程。包括人口在內的自然資源，當然也會對經濟增長産生重要的影響，但是，人口數量和自然資源豐缺不一的國家，都有可能實現增長。過多的人口和自然資源的匱乏，並不必然會導致經濟停滯。作者最後論述了不同的政府形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強調了政府在增長過程中必鬚髮揮的關鍵作用，但是，也指出政府經常成為經濟停滯和衰退的根源。

　　其次，本書的研究方法也有鮮明的特點。一是結合邏輯演繹和經驗歸納。作者在構建經濟發展理論的過程中，有著清晰的邏輯脈絡，雖然沒有使用數理方法，但以清晰精準的語言闡明瞭整個體系及各個部分的理論前提、核心變數和邏輯結論。同時，基於作者自身多年豐富的經驗和閱歷，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和案例作為證據，擴展了研究的內容和結論。二是結合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作者不僅強調當前靜態條件下，經濟增長的條件和困難，更重視在動態、長期的演變過程中，經濟增長與觀念、行為和制度之間形成的複雜的互動關係，而這可能更接近增長的現實。

　　最後，本書體現了作者經濟思想的前瞻性。基於作者對發展問題的深刻了解以及深厚的理論功底，使其理論體系和經濟思想與60年來經濟學的發展深度契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從要素投入、知識創新和制度等方面，刻畫和闡釋增長的一般規律，這與劉易斯在本書中構建的體系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劉易斯將行為和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基礎，這一思想也越來越被當代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所認同。

　　作者對經濟增長的洞見，在本書中隨處可見，然而也難免有個別觀點仍可商榷。比如，劉易斯似乎並未理解市場機制除了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還是實行經濟自由的具體形式，從而本身具有一定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講，計劃經濟通過強制的方式實現資本積累，進而實現經濟增長，與市場經濟通過經濟主體的自發行為實現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兩者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差別。可能正是由於存在類似的觀點，以及對政府作用的強調，劉易斯的理論遭到一些秉承自由主義傳統的經濟學家的激烈反對，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劉易斯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的傳播與發展。但是，無論如何，這部出版于60年前的著作，如果其中一些思想更早被人們認識和理解，那麼很多國家的發展可能會少走許多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