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中國正步入新的政治經濟發展階段

　　● 潛在增長率一路下行絕不是必然趨勢

　　● 要將提升潛在增長率的措施作為核心著力點

　　● 新的政企關係將給中國帶來強勁的軟實力

　　● 要主動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貿易規則制定

　　經濟領域的支撐策略還應該包括資本“走出去”、貨幣國際化等。其中，“走出去”的核心目的是以資本回報為主增加外部價值輸入，在全球競爭中形成中國資本的市場主導權，這是經濟強國的重要標誌。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衛挺

　　“新常態”是決策層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它明確了決策層的目標訴求及相應的政策取向，理解新常態的內涵對於把握中國的經濟政策導向具有重要作用。但觀察和研究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向，似乎還應在更大的框架下進行。當前，中國的政經秩序正處於大調整階段，需要跳出新常態的框架，透過經濟運作與發展的細節，更全面地觀察和判斷正在形成的重要趨勢性變化。

　　潛在增長率一路下行絕不是必然趨勢

　　根據官方表述，新常態的首要特徵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這個特徵既源於對中國經濟的實踐觀察，更源於智庫的研究測算。當前，中國經濟的確在中高速的增長區間運作，更準確地説，是在7%至7.5%的增長區間運作。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7.4%，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7.0%，而市場對二季度經濟增速並不樂觀。從這些數據來看，與以往的高速增長相比，中國經濟增速的確放緩了。

　　然而，很多智庫強調“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一路下移”。比如，某智庫近期研究認為，到“十三五”時期，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會進一步降到6.2%。在既定的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下(即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翻一番”目標)，潛在增長率一路下移是悲觀的結論，根據該結論，反過來也意味著穩增長在高層決策中將具有壓倒性的地位。但在筆者看來，潛在增長率一路下移絕不是個必然趨勢。

　　首先，潛在增長率是一個趨勢性概念，而中國經濟增速實際調整卻表現出斷檔式特徵。從統計數據看，中國的經濟增速換擋存在如下事實：從2011年的9.5%斷檔式降到2012年的7.7%。對於中國這麼一個規模龐大的經濟體而言，這種斷檔式下降要麼是受經濟週期的技術性衝擊所致，要麼就是經濟增長引擎受到了機制性衝擊。而這兩種衝擊均有可能改變潛在增長率，但不一定都會産生下移效應。更為關鍵的是，2012年的經濟增速下降似乎可以從機制性衝擊中找到更多理由，在宏觀調控背景下，可以被理解為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即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4月與企業家座談時指出的，“就是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經濟增速的階段性適度放緩對於長遠發展來説是一件好事。

　　其次，從潛在增長率的來源來看，存在多種途徑加以提升。潛在增長率主要取決於資本投入增長率、勞動投入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産率，可以通過改善生産要素供給和提高生産率予以提升。對於中國這個仍然處在轉型階段的經濟體而言，關於潛在增長率的測算多數缺乏制度變遷的考量，最致命的不足就是忽視了正在逐步形成的改革驅動力和技術創新驅動力，而這兩大驅動力的不斷釋放將構築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

　　多數學者認同，當前正在開展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最終都將抬升潛在增長率。從這個角度來看，潛在增長率一路下行的悲觀結論是一種靜態的片面認識，中國經濟有望通過技術變革和制度變革源源不斷釋放發展潛力。基於此，當前的穩增長工作也需將各項旨在提升潛在增長率的政策措施作為核心著力點。

　　國內正步入新的政治經濟發展階段

　　要想理解新政治經濟發展階段的內在邏輯，必須先明白中國經濟發展的傳統模式。多數觀點認為，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遵循政府主導模式，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種模式下，形成了特殊的政企聯繫。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在30多年的磨合與演進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套用於維繫這種政企關係網路，這也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隱性規則。

　　整肅吏治是中國步入新政治經濟階段的催化劑。黨的十八大以後，隨著反腐力度和官員紀律約束的不斷加大，政府官員及公務員群體的目標訴求、行為方式正在快速發生變化。這一點在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已經有所反映，比如有的公務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心態加重，面對中央政令“積極但不作為”增加。在政府主導模式下，官員的這種反應將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整肅吏治猶如一劑普遍適用的催化劑正在引起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系列重要內在調整，可以説，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秩序大調整”階段。

　　就經濟而言，內在秩序調整主要有兩方面，分別是中央與地方關係調整，以及政府和企業關係調整，它們是新政治經濟發展階段內線上索。

　　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調整，必須關注到以下基本事實，整肅吏治由中央發動，由中央調控，其結束以及未來可能的制度化過程也由中央決策，中央體制仍然在為整個政治經濟社會運作提供穩定基礎。這決定了此次秩序大調整與上世紀90年代發生在俄羅斯的大轉型存在本質區別，可以説，此次秩序大調整是漸進式改革的必然階段。但從經濟影響來看，中央地方關係調整已經不局限于之前各方關注的財政關係調整，還包括更一般的決策執行機制實現，這將對中央的經濟動員能力形成重要考驗，也是當前經濟穩增長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

　　政府和企業關係調整主要表現為原有的政企關係潛規則受到官員紀律約束失去操作空間，並且，整肅吏治通過內在的政經網路影響到與之關聯的企業家。目前，企業家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變化。整體而言，筆者相信政企關係會圍繞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方向調整，新的政企關係將在經濟法治的範疇內得以確立，而這將給中國帶來強勁的軟實力。

　　當然，上述觀察只是現階段的初步判斷，目前各界對新舊秩序過渡階段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對其中蘊含的風險仍然缺乏足夠了解。

　　對外正處於建成全球領袖型國家的醞釀期

　　亞投行成立、“一帶一路”戰略等不斷向外界傳遞出中國加強參與國際事務、建設全球領袖型國家的戰略意圖。當前要研究如何穩妥地落實戰略意圖、如何進行科學的戰略佈局。客觀來説，建設全球領袖型國家的戰略體系將會非常宏大，但對中國來説，最大支撐在於經濟，最先佈局的領域也在經濟，這也是當前推行經濟外交戰略的邏輯所在。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中國製造、美國等消費、澳洲等提供資源的“三角迴圈”體系下，中國缺乏戰略主導權，在國際收入分配、國際産業梯度中均處於不利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要素優勢正在發生變化，充裕的資本優勢正在替代勞動力優勢，國民環境意識開始覺醒。這些都是中國著力轉變全球化參與模式的內在動力。

　　除此之外，國家間的政治本土化和經濟全球化衝突也在加速現行全球化模式的終結，部分發達經濟體正轉向經濟合作區域化，主要國家在戰略和戰術層面的綜合博弈正在不斷強化。典型的是，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對中國形成了強烈的戰略性圍堵。可以説，中國當前採取的經濟外交戰略正是對這些內外因素的綜合反應，可以預見，其實施過程將充滿風險，需要中國不斷“空中加油”，並完善其他戰略支撐。

　　當前，最為重要的是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調整。全球領袖型國家的重要標誌是有能力主導全球經濟治理和經貿規則的制定。未來全球化的趨勢不會變，但全球化的治理機制、實踐規則將發生重大結構性調整，這為中國提供了機遇。客觀來看，憑藉中國當前的經濟實力遠未達到以一己之力主導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候，因此，必須通過進一步釋放善意增進互信，在不同國家間廣泛尋求和發展共同利益，以命運共同體代言人身份主動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貿易規則制定。

　　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是一個重要歷史契機，但2016年日本將承辦G7峰會，到時或將出現“中國對日本、G20對G7”的情況，甚至上演亞洲和全球的雙重較量。根據不少機構預測，2016年美國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強復蘇勢頭，而中國經濟將繼續面臨下行壓力，在此背景下，圍繞全球治理權力和治理體系變革的博弈將更具象徵意義。

　　當然，經濟領域的支撐策略還應該包括資本“走出去”、貨幣國際化等。其中，“走出去”的核心目的是以資本回報為主增加外部價值輸入，在全球競爭中形成中國資本的市場主導權，這是經濟強國的重要標誌。貨幣象徵著權力，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則可在收取鑄幣稅的同時增強對全球資本市場的掌控力和影響力。除此之外，中國還應該在社會、文化等領域謀篇佈局，為建設全球領袖型國家積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