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科技大會和1985年第一家風險投資機構成立，標誌著我國改革開放新時期背景下拉開了創新創業序幕；20世紀90年代初各地創辦科技園區，標誌著創新創業真正進入了實質性階段；1998年開始，大量風險投資機構創立，標誌著我國創新創業與金融結合全面推開；2009年以來，創業板啟動以及新三板擴容，標誌著我國創新創業有資本市場支援；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標誌著我國創新創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

　　目前，我國的科技園區國家級的已經100多家，孵化器也有了1000多家，科技型企業12萬家之餘，還有上海楊浦區、武漢光谷、北京中關村等創新示範區，風險投資也有了幾百家之多，應該説已經取得了較好的創新創業經濟發展業績，但發展成效上還是有所欠缺。當我們將創新創業環境分為行政環境、市場環境、金融環境、文化環境等來分析上述問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國在創新創業的支援上，行政環境越來越好；而在市場環境和金融支援環境上，還是剛剛開始有了起步，處於起步階段。

　　我們的科技園不論是國家級的還是省級的都有管委會，行政事業級別強，為創新創業企業提供了很好的行政服務，可是市場採購以及市場拓展，包括投融資的金融支援、創新創業商業模式增值服務等，卻極其薄弱。為此，我們觀察到，創新創業基於政府號召背景下在科技園區裏註冊性極強，而基於市場需求的創業性薄弱；基於金融支援的成長性緩慢，基於創新文化的創新創業還僅僅是剛剛開始。以創新型國家新視角，分析我國的創新創業，還存在如下五方面失靈。

　　一是由於傳統的創新型國際理論的隱含假設是企業存在，而且已經是進入成熟階段的，從而顯示出傳統的創新理論對於支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失靈之處，即“理論失靈”。

　　二是當各類園區行政手段強于市場引領的機制時，大多數創新創業是在以園區優惠政策的紅利而存在著，創新創業是跟著政府的規劃，一波一波註冊的相關産業類型，從軟體業的波浪到物聯網波浪，再到生物醫藥的波浪，再到大數據波浪，再到現今的“網際網路+”的波浪，顯示出的是“市場失靈”。

　　三是當以實業資産模式來管理“智慧財産權股份期權化”的創新創業過程時，管理“風險資本股份期權化”的發現價值、創造價值過程時，顯示出管理手段滯後，即對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勵的“系統失靈”。

　　四是當以資産的經濟制度來促進創新創業時，充其量給智慧財産權起到法律保護的作用，難以給智慧財産權及其創新創業期權價值給出有效的制度保障，無法形成一個“運用金融資本經營知識資本”的技術商業經濟模式，顯示出制度的滯後，形成“制度失靈”。

　　五是當以成績為學生第一要務，以論文為職稱評定第一要素的教育體制和機制下，人才是以成績和論文來衡量的，而對於創新創業精神的培育還剛剛開始探索，顯示出培育大量人才是以就業為先導的，在創新創業則是“人才失靈”。

　　這五項“失靈”聚合起來，我們看到：政府引導的風險投資往往被引導；國有風險投資不得不走向保險式的投資；商業銀行資金和保險資金參與創新創業的投融資似乎找不到路徑；社會大量私人富裕資本游離在創新創業投融資之外；創新創業者和風險投資從業者激勵機制如同一般貿易企業的模式；如何吸引外資參與到創新創業的投資行列還是一個難題；大量外匯如何運用到國家競爭力提升投資上來，還是一個剛被提出來的命題；多層次資本市場對於科技創新及投資拉動還僅僅是開始。這使得我國大量科技成果難以發揮出以“智慧財産權配置資源”推動經濟競爭力發展的價值，創新創業的文化氛圍還是起步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