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武英

　　1月16日，歌手姚貝娜終究沒有逃脫乳癌魔掌而不幸離世的消息令人惋惜，而就在人們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她的懷念之情時，藝術圈的微信中，卻轉述著另外一個沉重的故事，故事起因，同樣因為“乳癌”。

　　在姚貝娜離世不久，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油畫係教師王璟在朋友圈中説道，自己于2014年最後一天被查出乳癌，“當時我正在國家博物館和朋友一起看羅丹的雕塑展，腦袋懵掉。直到今天早上醫生在化療前和我談話，我還是不甘心地問了一句：確定是惡性腫瘤嗎？有沒有被誤診的可能？”王璟説，自己為此不知哭過多少次，最後才不得不決定接受這樣的現實。“既然病魔選擇了我，我只能面對。”接下來，治療費不菲，除了要連續七八個月接受化療外，還將持續吃5年的藥品，這對於在普通家庭中長大，依靠工薪生存的王璟來説，的確難以承受。王璟説，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購買自己的作品，而且還特別強調，自己不接受無償的捐贈，“因為我認為一個人無論何時都應該保持獨立的人格和尊嚴，我雖然病了，還是可以畫畫，慢慢畫，康復了再繼續創作。”

　　這段令人唏噓又不失尊敬的話，連同她的故事一起迅速佔領藝術界的微信朋友圈。經核實，這個年輕的女孩，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油畫係，生於1986年的她今年還不到30歲，在這個談“癌”色變的重污染時代，一些人的情緒很快被女孩的不幸經歷帶入對病魔的恐懼與咒罵中，而另一些人，則在她的年齡背後，看到了中國當代年輕藝術家生存的困境。

　　其實，如果不是遇到病魔，在大學任教的王璟屬於從事藝術行業中生存比較穩定甚至優越的一群人，大多從藝術院校畢業的大學生，如果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想成為一位專職的藝術家，生活境遇不容樂觀。

　　筆者認識的一位80後的藝術家，畢業後想做職業畫家，但很快就發現，如果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在北京吃穿都有問題，更別説負擔高昂的創作費用了。他很快找了一家雜誌社做藝術欄目的記者，工資不高，採訪任務重，雖然留給自己創作的時間少之又少，但他依然堅持創作，哪怕每天只休息幾個鐘頭。他先是和幾位同學在北京五環外合租了一個三室的房子，由於五環外的不利交通實在不方便自己週末去看看市中心小劇場的話劇、舞臺劇，於是又搬到二環附近的一個老舊不堪的小區，好在房東是個愛藝術的人，將房租降到五環外的水準，而這位年輕的藝術家，為了彌補房東的經濟損失，每年年底都會送給房東幾幅自己的作品。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幾年，依然沒有很好的畫廊想代理這位藝術家的作品，很多畫已經賣得很好的同學提點他，“要想成功，就要混各種有用沒用的圈子，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認識你，在這個靠媒體、靠眼球、靠人脈的藝術圈中，想知名就要混江湖”。而這位藝術家偏又是清高不願求人的，好在他也有自己的圈子，一些同樣清貧，有著藝術理想和文人清高的年輕人，他們畫自己的畫，有時聚在一起做一些小型展覽，儘管大多數情況下，這樣的展覽不會有人來買畫，但是藝術家之間可以彼此欣賞、品鑒，自娛自樂。

　　不過，和這位堅持自己品格的藝術家不同，還有一些年輕的藝術家過於輕信“出名要靠博眼球”。2013年，北京望京深夜的街道上，時不時會出現一個裸奔的男子，或騎著小摩托，或扛著十字架，或抱著充氣人模。兩個月後，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的一位藝術家，在微網志上以文配圖的形式，公開了自己“裸奔哥”的身份。

　　“裸奔哥”雖然紅了，但這樣的炒作被媒體乃至大眾詬病。畢竟“嘩眾取寵”的所謂藝術，在充當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後，便會被人唾棄在地。不過，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年輕藝術家的生存困境。

　　去年底北京舉辦了一個展示中國當代藝術“底層”生活的影像展，策展人林書傳説了這樣一句話：“北京，是一個讓人愛恨交加的城市，這裡有最好的展覽空間、最職業的觀眾、最權威的媒體、最慷慨的藏家，有錢、有資源、有星探、有香檳、有人整天跟你談論藝術。與此相對，北京每天還充斥著無效的展覽、重復的評論、無休止的應酬、複雜的圈子、無關藝術的交易。藝術家每天都應付或迎合著媒體，敷衍或討好著藏家，保持著與市場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北京，這樣一個機會與危險並存的城市，成就著藝術家，也摧毀著藝術家。”

　　這也許就是年輕藝術家所要面對的一切，它可以是一種成功的機遇，也可以是一種比乳癌更痛的心靈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