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輝

　　20世紀初，斯堪的納維亞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地區。之後特別是“二戰”後，經過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後，斯堪的納維亞四國（瑞典、芬蘭、挪威、丹麥）在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羨慕的成就，早在幾十年前，都已經躋身於世界發達國家之列。

　　挪威哲學家奎納爾·希爾貝克（Gunnar Skirbekk）在其新作《多元現代性——一個斯堪的納維亞經驗的故事》中，通過分析以挪威為代表的斯堪的納維亞現代化過程，深入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現代化的多元性。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向被視為實現現代化過程的成功案例，關注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一段連續歷史，理解一個早發現代化國家的實踐經驗，將為當下中國社會的轉型發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特色在於19世紀路德教官員、大眾運動以及精英之間的一種有趣的互動。一方面，官員在斯堪的納維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大眾運動及其精英也獲得了獨特的地位。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背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20世紀中葉成為全面的福利國家，並且對法治給予高度信任。

　　在書中，希爾貝克提出了三種合理性的基本形式——工具合理性、解釋合理性、論辯合理性。他從這個角度入手，專注于從兩個時期來刻畫挪威的現代化歷史，一是19世紀挪威立國時期的歷史，一是“二戰”以後的挪威歷史。在這兩個時段中，都有所謂作為“理想類型”的、優秀的“象徵性行動者”。比如在19世紀，他提到了施韋高、莫拉德和溫尼耶，分別代表了工具合理性、解釋合理性和論辯合理性；在“二戰”以後的階段當中，與這三種合理性相對應的象徵性行動者則分別是布倫特蘭、蘭格斯特和夏德瓦姆。通過對斯堪的納維亞和挪威這個非典型西方現代化道路成功案例的考察可以發現，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有著相似之處，但也有更多的不同。斯堪的納維亞的現代化並沒有呈現一條徑直朝向人人平等、開明和有序的福利社會和民主法治國家的明確必然的發展道路。從合理性的角度而言，斯堪的納維亞的現代化過程具備了普遍性和多樣性動態交融的特徵。由此可以認為，西方現代性並非唯一合理的現代性，現代化和現代性在事實上具有多樣性和多元性。

　　“多元現代性”是自21世紀初以來就被學術界廣泛探討的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焦點話題。對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性質問題歷來有不同的回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分別是福山宣揚的“歷史終結論”（即同質化）和亨廷頓強調的“文明的衝突”。而多元現代性觀點認為，現代性不等於西方化，西方現代性模式並不代表現代性的唯一真實。

　　從制度和價值的分化著手，希爾貝克在歐洲、斯堪的納維亞、挪威這三個維度論證了現代性是多元的。他指出，現代化進程是多而不是一，現代化的事業受到各種歷史經驗與自我批判的反駁與修正。現代化事業就像一個無法回頭的持續旅程，卻又向著校正與可能的改進開放。而挪威的現代化進程本質上區別於英美世界以及法國、德國的現代化，挪威的經驗完全不支援那種把現代化進程理解為直線發展的、內生的觀點。

　　從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僅法國、德國與英美的現代化進程是不同的，北歐與英美及德法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斯堪的納維亞內部挪威與其他國家還是不同的。這也啟示我們，既然諸多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多元的，沒有統一的模式，那麼，與西方國家在歷史文化自然條件等方面有重大區別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必定就是多元的。而在現代化過程中，由於具體情境的不同，非西方國家可能傾向於從自身出發來建構一種與西方現代性話語同樣有普世價值的概念，所以不僅有英美的現代化和歐洲各國的現代化，也可以有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若以此觀照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完全有理由進一步堅定走特色現代化之路的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

　　在回顧挪威的現代化經驗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挪威沒有本民族的貴族，其國家官員也是“外來的”，挪威的農場主才是民族傳統的代表，挪威的大眾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是贊成現代和啟蒙的。同樣，在幾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也存在一些類似的根深蒂固的東西。這些東西解釋了這些國家在20世紀中葉所呈現的狀況：普遍的福利體系、經濟的再分配、相對平等的政治文化，以及對公共機構和法治的高度信任。

　　因此，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簡單應用到其他歷史和社會情境中，也是不現實的。不論是美國的、歐盟的，還是印度的、斯堪的納維亞的，這些模式都不是隨處適用的，而只能置身於歷史經驗與安排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學習過東歐模式、新加坡模式，又經常在討論英美自由市場模式還是社會市場經濟或者是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事實上，我們更應該做的，或許不是對那些其他國家所謂成功模式的紙上談兵，而是著眼于歷史與當下，進一步發掘內生於本民族精神傳統、生活方式的可持續的“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