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報：如何使農民分享到城鎮化的紅利，真正得到其土地增值收益中應有的份額？

　　周其仁：分享紅利首先要確定權利，對土地確權是做所有事情的基礎。在市場經濟下，資源的分配首先要看誰有權利參與這個過程。就土地而言，第一，誰的地；第二，誰能轉讓以及轉讓時參與價格形成，所有這些都涉及到權利問題。一個公平的、允許各方競價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分配過程。

　　當然，確權之後法治要跟上，在土地這種重大要素的流轉過程中，自由和公正需要法律來保障。如果政府徵地、政府又賣地，再加上市場也在政府掌控之下，這種不合理包辦機制實際上是害了相關官員。一定要把體制搞對頭，否則都是輸家。

　　我們主張利用市場的力量來定價，但市場的基礎是財産權，所以要先下大力氣把相關各方的權利明確下來，然後用法律、習俗、道德等力量來保護。這個架構的形成，自然也是一種分配製度。當然，如果這個分配結果不讓人滿意，還可以進行二次分配。比如對於土地管理過程中産生的稅收，用得好的話就能彌補初次分配中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中國證券報：但眼下的問題好像並不在於此？

　　周其仁：是的，我們的問題在於初級分配的權利體系還沒建立起來，比如農民到底有沒有權利轉讓他們的土地、在轉讓過程中如何收益，這些都還是問題。目前的徵地制度，不管是不是公益用途都靠徵用，補償水準由政府定，這種模式何嘗不是一種分配體制？將來，農地入市除了公益用途如國防等可以徵用外，其他商業性項目都應遵循市場準則來，“願打願挨”、有買有賣，而這一切都離不開確權。

　　不妨考慮把土地房屋作為地方的、特別是城市的事務，分權制定符合各自實際情況的政策，選用合適的地方性法律法規。尤其在轉型中，更有必要加大地方和城市應對的自主權。這些年高度行政化集權的土地管制與房價調控，中央部門出力不少，討好不多，有值得總結的教訓。要明白，對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增值，不論“漲價歸公”口號多響亮，實際上真正通行的還是“土地漲價可分成”。這一原則，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裏已經確定，要有效吸收地方資訊、經由地方程式來落實。所以全國性的法律和政策在給出基本準則之後，要充分依靠地方經驗、地方法規和地方政策，才有望解決大量複雜的實際問題。

　　中國證券報：注意到您剛才的一個表述是“如果有人不滿意”，這裡的“人”是指誰？

　　周其仁：這包括相關的參與各方。從資源的確權到市場流轉，是否公道不能由參與的某一方來説，必須讓相關各方都有機會來反映意見。也正因此，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證有這麼一個公開、平等的意見平臺發聲。

　　中國證券報：不包括其他更廣泛的人嗎，比如城郊或開發地區之外的農民？

　　周其仁：包括。問題是誰代表哪些遠地農民啊？剛才説了，初次分配之後還有二次分配來調節利益。只要保證相關稅費徵收和使用好，實際上就能體現公眾利益，包括其他遠離城市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