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一大批工作、生活在基層農村的大學生村官躍躍欲試。微網志平臺上、村官論壇上，聚集了許多想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議案”、説“提案”的大學生村官，他們期待更多有關“三農”的“細節”問題能夠受到代表、委員們的關注。

　　村集體土地事宜須“全民公開”、“代表投票”

　　近兩年，大學生村官翟雅楠所在的江蘇省徐州市鼓樓區環城街道朱莊社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原本以“村民厲害”而聞名整個鼓樓區的新建社區，如今反倒成了一個多年無一例陳情事件的“安定社區”。

　　過去村裏倒騰一塊土地，通常由村兩委班子説了算，一塊好好的地，有時可能在村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出售或出租，且價格低廉。這裡的村民曾組團到南京、北京陳情，出了名的“厲害”。

　　現如今，凡是有關村集體土地事宜，一律“全民公開”，由社區民主監督會和理財會兩大“監督機構”現場參與投票。

　　這裡有兩個細節必須嚴格遵守。第一，“全民”的概念是“全體居民”，除有戶口的村民外，還包括長期在此地居住的外來人口；第二，監督會和理財會的成員“定期更換”，每隔一段時間換一批人，且每次投票都要另外隨機抽取幾名代表。

　　其中“定期更換”監督、理財會成員是社區為應對村民質疑專門出臺的一項細則，“起初有不少村民認為‘兩會’成員固定不公平，認為固定人選容易被收買。所以才有了‘定期更換’和‘隨機抽代表’的方法。”

　　最近一次投票，翟雅楠就在村辦門口的大路上拉來幾名“代表”，他們中有外來務工者、退伍軍人、學生等。她介紹，朱莊社區位於城鄉接合部，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70%，“社區發展，得聽到各方的聲音。”

　　“自從採用這種方法，村民滿意了，村集體收入也提高了。”前不久，社區剛剛通過公開招投標形式出租了一塊佔地2000多平方米的商鋪，年租金20萬元起拍，最後以40萬元落錘，與承租方簽訂了為期5年、每年租金按5%至15%幅度遞增的協議。

　　翟雅楠認為，這種由實踐檢驗出來的“真理”，比某些缺乏現實根基的“空談”更值得帶上全國兩會説道説道，“不是瞎提不可行的建議，而是有了經驗，覺得好，才提出來，建議能夠推廣。”

　　她覺得，較大範圍地推廣該項制度，將有助於緩解基層矛盾，避免不必要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出現。

　　防止村官“被利用”，扶持村官創業亟須“監管”

　　此外，作為徐州市雅楠民間藝術品開發有限公司的老闆，大學生村官翟雅楠還對地方政府、組織部門、共青團組織等扶持大學生村官創業政策提出建議。

　　一段時間以來，全國各地的組織部門、共青團組織都在鼓勵大學生村官創業方面給予政策扶持。尤其在創業資金扶持上，上述部門往往與農信社、郵儲行合作，向創業村官發放低息甚至免息貸款，有些地方甚至通過鄉鎮財政直接發放補貼。

　　“這種做法一方面對大學生村官是極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大學生村官‘被利用’。”翟雅楠見過個別村官，為求“資金扶持”，不惜在條件尚未成熟時就與人合夥“創業”，合夥人通常是村裏的“大戶”，雙方的持股比例相距甚遠，通常“大戶”佔比超過60%。

　　這種情況下，容易給合夥人一個“鑽空子”的機會，“臨到還款日，他可以造成一個創業失敗的假像，村官還不起錢，也就沒有下文了。”

　　雖然村官得到的扶持不過3萬元、5萬元、10萬元，但如果“鑽空子”現象成為普遍現象，將給地方財政以及村官隊伍名譽帶來損失。翟雅楠建議，提供“資金扶持”的主體部門，應當制定一套詳細的監督管理機制，“扶持到位的同時，也應該有監管。雖然金額不大，但這筆錢到底用在哪、有沒有用好、如何使用的，還是應該監管到位。”

　　關愛留守兒童要有實招兒

　　河南省許昌市許昌縣陳曹鄉楊劉村大學生村官李聰最近剛剛當選為村黨支部副書記，她最關心的就是村裏的留守兒童以及農民工勞務輸出兩大問題。

　　據介紹，楊劉村400余戶村戶中，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留守兒童，全村幾乎家家都有青壯年在外打工。

　　有一次，村口一戶農民家中傳出兒童的哭喊聲。鄰居走近後發現，一名老農躺在地上不能動彈，身邊站著剛滿6歲的孩子，淚水伴著臉上的污漬順面頰淌下。

　　這件事兒對李聰觸動很深，“孩子還小，父母都在西安打工，老人病倒了誰來照顧？誰來照顧孩子？”那一次，老人被村委會送去醫院，孩子交給了附近鄰居暫時照料。

　　儘管前不久村裏蓋了一個活動廣場，孩子們有了玩耍的地方，但對於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來説，這點“關愛”實在算不了什麼，“到處都在説關愛留守兒童，但光靠這種沒有落到實處的‘關愛’怎麼夠？”

　　李聰建議，相關部門可以通過統一組織農民工“抱團”外出打工的方法，稍稍緩解留守兒童問題，“能就近工作的就近，不能就近的一定要‘抱團’。”她認為，“抱團”打工一方面可以在工資發放上集體維權，另一方面可以由勞動力輸出地政府出面，與用工單位“討價還價”，“比如在務工地給孩子們上個託兒所、幼兒園，可以讓他們帶著孩子打工。”

　　菜價波動苦了農民，政府須合理引導種植

　　每次下村調研走訪，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魏家村大學生村官魯俊香總會被村民們圍攏著脫不開身，“你是大學生村官，你給想想辦法，能不能幫俺把這一地的菜給賣了？”

　　面對這樣的要求，魯俊香有些無奈，然而更多的是一陣心疼，“2010年、2011年兩年，我眼睜睜看著村裏棉花大戶和一群跟風種棉花的村民虧得血本無歸。”她告訴記者，2010年時棉花價格“奇高”，每斤能賣7.5元，此後全村農民頂著農藥、人工價格上漲跟風種棉花，到了2011年，棉花價格一下子跌至每斤3.5元左右，“連我看著都心疼。”

　　魯俊香建議，基層農業部門定期進行市場調研，並將每年建議種植的經濟作物向農民公佈、宣傳，“除了農技站開設的種養殖技術推廣課，是不是可以再偏重一些市場、經濟類課程，教會農民在什麼時間段種什麼作物能掙錢。”

　　擔任村官數年來，小魯見村裏開過不少“有一搭沒一次”的培訓課，這種課，願意放下手頭活兒來聽的村民少得可憐，“偶爾來講一次，沒什麼效果。應該形成一個長期的制度，每到播種季節就開課，告訴他們種什麼、到哪買種子、怎麼挑種子、怎麼種植、種了怎麼賣等。”

　　她説，只有真正實用性強的課、能幫助村民致富的課，才會有人來聽。

　　集體土地收益分配期待“規則”

　　一到村集體土地收益分配的當口，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遙觀鎮劍湖村村主任、大學生村官王丹就開始發愁，“每年到了這個時候，矛盾糾紛不斷。”

　　王丹介紹，常州地區經濟較發達，村集體經濟主要依靠出租土地給生産加工型企業支撐。一般的村子能有五六十家大小企業入駐，大村能有近百家企業入駐。村集體年産值較多，大村一年能有二三十億元，王丹所在的劍湖村年産值約四五億元。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究竟符合什麼條件才能參加村集體土地收益分配？這個問題，就連工作多年的王丹也説不清楚。

　　“每個村，每個村下面的村民小組、生産大隊，都各有各的標準，全都不一樣。”王丹説，有的村可能由村兩委幾個人內部商量定標準，有的村則把權利分散到各個生産大隊，“一些生産大隊會決定集體投票，個別大隊可能就幾個人説了算。”

　　然而，即使是看似公平的“民主表決”也有不妥之處。王丹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有的大隊裏某戶人家全都是親戚，親戚人數佔了投票人數的大半，這戶人家肯定佔便宜，這樣又怎麼保證公平？”

　　駐村工作多年來，幾乎每年都會有村民因為分配標準的事兒找王丹“告狀”。因此，他建議，至少從鎮政府、縣政府層面，能對村集體土地分配出臺一個粗略的規則，“因為各村情況不一樣，所以不一定要規定得多細，可以擬定一個粗略標準，再配套一個操作準則或程式，告訴我們遇到哪一類問題可以通過哪幾種比較民主的手段來操作，合情、合理、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