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戶端12月28日電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常委蔡昉在2016財經戰略年會上表示,如果能夠正確的判斷形勢,遵從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用正確的促進方式引領它,有望實現兩個“L”型的軌跡,一個是近期的,再一個是稍微長期一些的。
蔡昉指出,我們不能指望“V”字型的經濟復蘇,原因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不是過去能夠給我們帶來“V”字型復蘇的需求側的問題,而是供給側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用這種動能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不斷從低生産力部門轉向高生産力部門,資源配置改善,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趨勢也放慢了。
蔡昉表示,如果還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著你超越了自己的增長能力,就可能是過熱的經濟情況。
蔡昉認為,近中期有一個“L”型的軌跡。蔡昉認為,“十三五”時期的經濟增長下限,假如什麼都不發生,就是正常趨勢,平均為6.2%,當然每年是不一樣的,是逐漸向下走的,但是沒有這麼陡。上限需要加上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紅利,如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沒有那麼快了,有一些適度的幫助企業的措施,甚至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帶來一些勞動力供給。這些都是微弱的,不是大幅度的見效,但是可以達到“十三五”時期平均6.7%的經濟增長速度。
今年經濟増長實現了6.7%,如果從明年開始,改革紅利逐漸顯示出來,保持在今後四年平均6.5%的水準,最後的結果會逐漸向上限靠攏。如果是這樣的話,和這兩條上限和下限相比,實際增長率的線接近於一個中近期的“L”型軌跡。從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必須得靠改革。
那長期的“L”型軌跡是什麼呢?蔡昉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領域非常多,很多改革都是具有這樣效果的。
一是戶籍制度改革,兩條非常明顯的供給側效應,可以提高勞動力非農産業的參與率,從農業轉移出來。清除了制度性障礙,勞動力會繼續從低生産率部門到高生産率部門,這個稱為庫茲涅茨過程,這種人口勞動力的流動是改進生産率的。戶籍制度改革還有需求側的效應,就是擴大一個消費的群體。
二是“三去一降一補”,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把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還可以提高資本的回報率,都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能力的。當然,教育、培訓、增強人力資本、生育政策調整可以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同時這些都會帶來附帶的需求側的改革效應,但是更主要的、直接見效的、帶來改革紅利的是在供給側。
蔡昉認為,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人力資本、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通過生育率的調整提高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等,可以組合成不同的改革情景:不怎麼改革的,改革的力度不大,按過去的趨勢進行的;有一定的改革;改革幅度更大一些。第三種情況是改革力度最大,預期生育政策的調整會産生效果,未來的總和生育率會接近1.8的水準。
總之,潛在生産率是要下降的,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必然增長速度是要下降的,因為越來越需要自主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但是不同的改革的情況就會帶來不同的變化軌跡,情景三最接近於一個長期的大“L”型的增長軌跡。這種能夠變成“L”型的增長軌跡就是改革帶來的潛在增長率的提高,也就是改革紅利。
按照第三種情形,蔡昉估算,到2022年每人平均GDP可以達到12600美元,到2030年可以達到19000美元,到2040年就達到32000美元,到2050年就是52000美元。但這些情況都是基於最好的改革情形以及改革帶來相應的成效。(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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