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國倡導企業對外投資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額不斷增長。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資本凈輸出國的新格局,對外投資成為我國參與全球資源配置、與世界共同發展的重要方式。在國內企業加快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和趨勢,但也暴露出了整體合力不足、國際經驗欠缺、境外監管趨嚴等問題。對此,需要從國家政策支援、企業自身努力等多個角度出發,推動我國對外投資邁上新的臺階,促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概況
2015年,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4.7%,達到1180.2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境外投資企業總數近3萬家,遍及全球80%的國家和地區。進入2016年,國內企業海外投資激增,前5個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735.2億美元,同比增長61.9%。我國企業加快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新趨勢。
其一,投資行業持續向多元化和高端化發展。2015年,國內企業海外投資目標行業中,科技、媒體和電信(TMT),汽車和運輸,金融服務三大行業繼續佔據海外並購前幾位,均比上年大幅增長。與之相對應,礦産和能源行業在國內企業海外並購交易中的比例則迅速下降。這顯示出,我國對外投資正不斷向産業鏈的上游移動。
其二,對發達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成為亮點。發達國家經濟逐漸復蘇,加之其技術、市場等優勢,契合了國內企業與日俱增的産業升級需求。2011年至2015年,國內企業對北美和歐洲的並購額分別增長了137%和98%。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2015年國內企業對“一帶一路”相關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金額148.2億美元,同比增長18.2%,高於同期對外投資整體增速。
其三,投資主體和投資方式更加多元化。民營企業已逐漸成為對外投資的重要力量,佔我國對外投資存量的比重不斷上升。民營企業對美投資增長尤為迅速,佔我國對美投資金額的比重快速上升。其中,私募股權基金、保險公司等金融資本對美投資迅速增加,並成為一個新的趨勢。從對外投資方式來看,股權和收益再投資的佔比不斷提升。
其四,對外投資形成多重目標共同驅動的格局。波士頓諮詢(BCG)的調研結果顯示,過去5年中國企業以獲取能源礦産為目的的海外並購數量佔比僅為20%,以獲得技術、品牌和市場份額為目的的海外並購佔比高達75%左右,企業對外投資逐漸形成以市場、資源、品牌、技術等多重目標共同驅動的格局。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力圖通過海外投資來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佔領新的市場、擴大品牌認知度,而不是為了單純地保障關鍵資源的供應。
二、對外投資面臨的新形勢新環境
當前,我國對外投資面臨新的形勢和新的環境。
一是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持續低迷,對跨國投資的依賴和借重上升。2015年全球貿易額下降13%,貿易量增長2.8%,連續第四年低於世界經濟增速。與之相對應,跨國投資正在逐步恢復增長,2015年全球FDI流量上漲38%,達到1.76萬億美元,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水準。在當前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放緩的形勢下,各國對投資的依賴上升。2015年,共有多個經濟體通過了近百項涉及外商投資的政策措施,不少國家紛紛推出大規模投資計劃,例如,歐盟出臺了總規模3150億歐元的歐洲投資計劃、英國提出未來20年增加基建投資3750億英鎊等。與此同時,國際産業分工與合作仍在深化,勞動密集型産業加速向低收入國家轉移,一些中高端製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人工智慧、基因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取得新突破,各國均對新興産業發展寄予厚望,給我國對外投資提供了大量新的機遇。
二是新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理念,為國內企業對外投資注入強勁動力。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和投資大國、從産品輸出到産品和資本輸出,是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居全球第二,廣闊的國內市場、雄厚的資金實力、強大的産業配套以及不斷增強的企業競爭力,為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有利條件。在新形勢下,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國內國際積極響應,不僅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新的動力,而且也為沿線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一帶一路”建設涵蓋面寬、包容性強、輻射作用大,將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引擎。與此同時,國家不斷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健全“走出去”服務保障體系,強化對外投資的金融支援,一批多雙邊基金相繼組建成立,為對外投資增添新的動力。
三是我國正在從世界加工廠轉變為裝備供應商,産業升級需要發展對外投資給予支援。從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從世界加工廠轉變為世界裝備製造供應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一直作為“世界工廠”參與全球分工,但同時我國的裝備生産能力和技術水準也在大幅提高,裝備製造業産值已超過全球三分之一,多數裝備産量位居世界第一。例如,我國機床佔世界的38%,造船完工量佔全球41%。但是,隨著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和産業結構調整壓力不斷加大,既有不少富餘産能亟待消化和轉移,又有眾多産業亟需升級換代。我國的産業價值鏈分工到了不得不轉型的十字路口。從國際上看,擴大對外投資是很多國家向海外延伸或調整産業鏈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行業産能過剩,而中東歐、中亞、非洲等地區生産能力不足,希望引入我國的生産裝備和技術,雙方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這需要我們加大對外投資,形成深度的境內外合作機制,為裝備和産能國際合作提供途徑,為産業升級提供支援。
三、對外投資中存在的問題和風險
總體上看,當前國內企業對外投資面臨著較好的形勢和機遇,但從多年來境外投資的結果看,國內企業吃了不少虧、交了不少學費,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和風險。
第一,以“單兵種”作戰為主,對外投資整體合力不足。對外投資是一項系統工程。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大規模開展對外投資,政府、行業、企業各主體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協同機制。近年來,我國對外經濟合作步伐明顯加快,相關統籌協調機制逐步建立,但是仍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例如,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建設相對滯後,在投資審批、外匯管理、金融服務、貨物進出口、人員出入境等方面存在障礙;對外經濟援助及合作職能分散在多個部門,既存在不同機構過度競爭的現象,也存在部分工作相對薄弱的問題;政策性金融支援缺乏統一管理,我國設立了20余家多雙邊投資合作基金,存在“一國(區域)一基金”“一個行業一個做法”“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工不明”等問題,援助性、政策性、商業性機構的合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産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不足,受業務及監管等限制,國內金融機構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支援力度不夠;國內企業對外投資仍十分分散,産業集群式對外投資不多,仍未形成自己的全球生産體系,而且不同企業之間還存在無序競爭的問題。
第二,企業國際化經驗不足,對外投資整體效果欠佳。對外投資階段不能超越,要與經濟發展階段以及企業發展實際相匹配。目前,國內企業與大型跨國公司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從國際經驗來看,海外並購的成功案例要少於失敗案例。據2012年麥肯錫的一項研究顯示,過去20年全球大型企業兼併案例中取得預期效果的比例低於50%,具體到中國企業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據我們觀察,國內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突出存在以下幾類問題:一是國際化定位不清。二是盡職調查和項目論證不充分。突出表現在項目可行性研究過於樂觀、不能識別出公司治理和財務狀況等關鍵風險、難以理解海外業務環境等等。三是投後管理及整合不力。另外,企業國際化經驗欠缺,對投資所在國的法律、文化環境了解不充分。
第三,發達國家對中資的安全審查增多,對外投資面臨的監管問題抬頭。聯合國貿發組織在相關報告中指出,雖然各國政府都普遍認識到外資的重要性,但目前的投資便利化政策還存在偏差和缺陷。與此同時,國際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國家安全考慮日益成為外資監管的重要部分,一些國家對涉及核心技術、前沿技術和重大資源領域的投資,採取更為嚴格、更加形式多樣的限制措施。聯合國貿發組織的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共有59個國家和經濟體實行了87項涉及外國投資的政策措施,監管或限制性投資政策的比重從25%上升到27%。
第四,對外投資的加快發展,對新形勢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提出了挑戰。現階段,以下兩方面的問題值得關注。
一是産業空心化的風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對外投資高歌猛進,掀起了數次向海外轉移生産的高潮,紡織品、機械等勞動密集型産業生産部門全面轉移,同時國內高新技術産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較慢,未能彌補國內産業轉移形成的空缺,加劇了産業空心化。日本製造業的海外生産比例近年來不斷提高,預計2016年將達到22.4%。日本國內投資嚴重滯後於海外投資的增長速度,也造成了國內生産和就業長期呈負增長的局面。目前,我國製造業整體水準還有待提升,人口紅利又快速消失,在對外投資提速的情況下,如何避免産業空心化是一個需要認真應對的問題。
二是對外投資造成的資本外流壓力。去年以來,我國面臨較大的資本外流壓力,除了購匯償還外債這種比較集中和短期的大規模外流之外,目前對外投資也成為資金匯出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對外投資的激增將在一段時間內形成資本外流壓力,對此需要作好權衡。
四、相關政策建議
儘管過去10多年來我國對外投資快速增長,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不是投資強國。在構建新一輪全方位開放格局中,我國對外投資需要在國家政策支援、企業自我提升等方面作出努力,通過對外投資促進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第一,完善對外投資的支援、服務和保障體系。從美日歐等對外投資大國的發展路徑來看,政府均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投資促進體系,鼓勵、保護和引導企業對外投資。我國應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強化對企業海外投資的支援和服務。一是貫徹企業投資自主決策、自負盈虧的原則,進一步放寬對境外投資的各類限制,切實簡化境外投資審批和管理,加強對外投資的政策協調機制,研究制定統一的境外投資法規,形成良好的政策環境,促進對外投資合作的便利化。二是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準,推動多雙邊或區域投資保護協定以及避免雙重徵稅條約的商簽工作,提供權益保障、投資促進、風險預警等更多服務,切實保障企業對外投資利益。三是加強境外投資合作資訊平臺建設,鼓勵各類官方和非官方機構為境外投資提供資訊服務,積極培育國際化的設計諮詢、資産評估、信用評級、法律服務等仲介機構,做好企業對外投資的服務保障工作。
第二,凝聚各方力量提升對外投資整體合力。從國際上看,政府、企業等各主體之間的良好協作是成功開展對外投資的關鍵,建議借鑒日本、美國等國經驗,創造有利於形成對外投資整體合力的良好局面。一是統籌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強化對外經濟合作措施的協同,形成援助性、政策性、商業性業務之間的配合機制,帶動我國企業全方位開展對外投資合作。二是積極整合産業、金融、稅收、保險、進出口等各方面的政策,形成支援工程建設、裝備製造、對外投資、金融保險等配套的産業政策包,助力企業對外投資。三是建立“政企銀”合作機制,政府提供境外投資政策支援,企業專注于投資項目,金融部門提供融資便利,打造各方利益共同體。四是創新境外經貿合作區等對外投資合作方式,充分發揮行業龍頭企業的作用,通過集群式投資建立海外生産基地及全球生産體系,推動産業集群式走出去,形成大企業帶動小企業投資、上下游聯動走出去的規模效應。
第三,進一步完善走出去金融支援體系。構建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相結合的境外投資金融支援體系,進一步拓展海外投資貸款、涉外企業融資擔保等業務,建立健全境外投資保險體系。完善境外投融資機制,探索建立境外股權資産的境內交易融資平臺,為企業提供“外保內貸”的融資方式。用好投融資國際合作機制,推進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設立和有效運作,構建上海合作組織融資機構。充分發揮中投公司等專業對外投資平臺的獨特優勢,適當整合各類多雙邊基金的力量並實施專業化運作,推動形成金融資本和産業資本相結合的走出去模式。
第四,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打鐵還需自身硬。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合作,關鍵是要增強國際競爭力。對此,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提高國際化水準。一方面,實施開放的人才政策,建立多元化用人機制,充分集聚國際化的人才資源。另一方面,要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形成國際化發展戰略。二是創新合作方式。探索以合資、參股等方式與境外企業開展第三方投資,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或産業聯盟,降低境外投資阻力,發揮綜合競爭優勢。同時,充分發揮行業龍頭企業的引領作用,加強企業間合作,積極探索對外投資合作新途徑。三是加強行業自律。積極發揮行業協會和商會等仲介組織的作用,提升企業組織化程度,提供決策諮詢服務,規範企業對外投資行為,防止無序競爭。四是審慎應對境外監管。企業要切實遵守投資所在國的法律法規,充分尊重當地的文化習俗,注重資源節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履行好社會責任,主動塑造良好形象。
第五,處理好快速對外投資中的風險。為了應對企業加快對外投資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産業空洞化、資本外流等風險,我國應該把握好各類政策的實施節奏和力度。一方面,加大對外投資不僅要為國內産業轉型騰出空間,也要把握好産業轉移的規模、層次及結構,同時也要注重高端産業的引進來,使走出去和引進來有機結合,避免産業空心化。另一方面,在推進人民幣匯率、資本項目可兌換等改革方向不變的前提下,要注重其他配套改革措施的推進節奏,講究時機和條件,把握合適的時間窗口,更好地平衡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風險防範三者間的關係。
課題組成員:丁學東 劉梅生 張響賢 吳富林 黃志強
執 筆:丁學東
(責任編輯:羅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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