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對話】
主持人：
本報記者 楊謐
嘉賓：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 楊沐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齊曄
復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張怡
經濟全球化時代，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越來越成為智庫建設的重要內容。當前，如何健全體制機制，發揮智庫主觀能動性，提升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掌握國際議題的話語權，已成為業界共同思考的熱點問題。在由復旦大學和南韓高等教育財團主辦、復旦發展研究院承辦的上海論壇2016年會上，本版特別約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沐、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復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怡，就以上問題進行對話，共同尋求提升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的有效路徑。
記者：三位專家既是智庫發展理論的研究者，又對智庫運營有多年的實踐經驗。在各位看來，當前中國智庫的發展水準究竟如何？與國外一些知名智庫相比，中國智庫存在哪些問題？要補齊短板，應當在哪些方面重點下功夫？
楊沐：智庫的發展離不開大環境的支援培育。要推動智庫發展，必須提升包容度和透明度。包容度，是指對智庫積極打造思想産品的鼓勵與包容。中國智庫仍處於起步階段，要允許其有試錯空間。當前，一些智庫提出的政策建言存在不切實際、過於超前、操作性差等問題，但應當給予他們機會去修正，在方向上對其進行引導，通過建立健全競爭機制進行優勝劣汰。透明度，是指智庫産品需求方對智庫要提高資訊透明度。
當前，中國智庫研究成果品質偏低，這既有研究者能力不足的因素，也有研究資料不夠充分的因素。以各級政府為例，應當在不涉密的基礎上儘量對智庫公開決策相關資訊，幫助智庫充分掌握研究資料，提高智庫成果品質。缺乏一手的資料和詳盡數據，是不可能做出好的思想産品的。
齊曄：我認為，智庫有各自的服務對象，因此很難去評價不同國家或者不同服務對象的智庫之優劣。從這個意義上講，很難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與西方智庫簡單類比。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工作重點是滿足中國的決策諮詢需求。中國的決策部門一方面有巨大而且迫切的諮詢需求，另一方面還需要優化決策過程。因此，智庫的服務對象就不僅包括決策部門，而且包括與決策相關的所有利益方，也就是公眾、私營部門等。要想提升服務能力，需要高品質的研究，這是所有智庫的立足之本。
在我看來，中國掀起智庫建設熱潮是一件好事。過去中國也並不缺乏智囊型的研究機構，但是他們沒有從智庫的角度對自己提出要求，沒有形成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氛圍，不能滿足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有了問題意識，針對實際問題的研究品質也得以提高。
張怡：西方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智庫發展體系，各類智庫多樣性發展。而中國由於智庫建設起步晚，需求方和供給方尚未完成磨合，供給與需求還不匹配。因此可以説目前中國智庫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我國智庫的發展應當進行分類評價、分類指導。綜合性高端智庫為中央服務，特色性智庫為行業服務，地方智庫為地方服務，避免智庫研究同質化、集中化。這就需要智庫評價體系的引導，應當構建科學、多元的評價體系，鼓勵智庫進行紮實研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復旦發展研究院將自己定位為國家戰略型智庫，聚焦中國掌握了一定話語權之後在世界共生性發展中應當創造怎樣的發展模式，並希望通過這樣的議題設置為國家未來發展提供前瞻性研究。
記者：重視智庫、善用智庫已成為各國的共識。近年來，我國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並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有觀點認為，中國智庫建設應參照“國際標準”。所謂“國際標準”與“中國特色”之間的關係如何把握？
楊沐：我認為智庫建設不存在一個國際標準。智庫應該是多樣化發展的，沒有絕對的好與不好。應鼓勵不同的智庫提供各種不同的思想産品。如果説中國智庫要向西方學習的話，我認為應當是學習美國的旋轉門制度。這一制度將幫助政策制定者加深學術積累，幫助政策研究者增加實踐經驗，對於更好地完成智庫的資政功能有所助益。不要一談到旋轉門制度就説不可能。實際上，我們在此方面已有很多成功實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智庫機構的研究人員中，曾走出大量政府官員。
齊曄：所謂的特色在於服務對象和具體運營方法。中國智庫要在體制機制上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在研究視野上則要放寬到全球。所有國家的智庫都面臨國家利益的問題，但是依然有一個巨大的共同利益領域，也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一大命題之下，各國需要一起面對如何配置公共資源、如何解決共同威脅等全球性問題。中國智庫在這些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贏得話語權。
張怡：現在各國智庫的形式和業態都不一樣。比如在丹麥，智庫建設剛剛起步，挪威、芬蘭則已經有相對成熟的智庫體系，而德國智庫的發展模式又與美國的完全不一樣。儘管丹麥的智庫形式並不成熟，但是資政啟民的相關工作早已在高校中開展。在哥本哈根，教授的工作中就包含了應對媒體採訪的義務，由此産生的社會影響力將給他帶來一筆獎金。這類導向性政策可以讓學者在做學術研究之餘，積極發揮啟迪民智的公益性作用。
記者：三位都有在國外智庫就職或者與國外智庫深度合作的經歷。請與我們分享一下在智庫國際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經驗和心得，如專業方向、研究視角、人才隊伍、國際影響力等。
楊沐：先説人才隊伍建設。有人指出當前智庫存在個人化現象，我認為這個現象可以一分為二地看。現階段，需要一些學科帶頭人來發揮作用，但應當雙輪驅動，充分發揮學科帶頭人作用的同時，建立一支梯隊化的人才隊伍。具體落實到國際交流合作中，就是既要打造一支可以走出去的人才隊伍，又要充分利用學科帶頭人的相關資源，率先走出去和引進來，擴大國際影響力。此外，要充分利用大學走出去的優勢。
齊曄：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對於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來説，與清華大學的合作是其走向全球的重要一步。清華大學則是希望引進一個國際性的智庫來提高自己智庫的研究品質。起初，兩者的目標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布魯金斯學會要實現全球化，就必須完成研究機構在各大國家的本土化，否則就會淪為一個簡單的資料收集和溝通交流平臺。對於清華大學來説，如何管理好這一合作機構、保證雙方的平等合作關係等也經歷了一個探索的過程。經過10年的發展，雙方達成的共識越來越多，目前採用的是研究員自主研究、選題報備、以影響力為重點衡量標準的研究制度。在人才管理方面，清華大學也提供了一定的編制來支援中心的發展。
張怡：復旦大學在國際交流合作這方面起步較早。就復旦發展研究院來説，合作對象橫跨15個國家，包括26家智庫單位，可以説是一個全球網路。大學智庫應當用學術交流的方式贏得國際的認同和理解，從而爭奪話語權。此外，一線研究人員走出去之後，能夠更清晰地認知世界，掌握新的話語方式，用更好的方式對外闡釋中國，講好中國故事。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發現了今後努力的方向，即需要進行大量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
記者：説到今後努力的方向，各位期待中國智庫在提升國際影響力方面取得怎樣的成果？在具體實踐中，應注意發揮哪些優勢、避免哪些傾向？
楊沐：中國智庫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的成果表現在三個層次。一是中國智庫和世界各國智庫的交流和溝通。二是中國智庫産品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開始服務於海外需求。三是和世界頂尖智庫深度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服務。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理念即是國際視野，中國情懷。在國際交流合作過程中，中國智庫應當堅持國家利益，同時與各國智庫合作，一起研究解決共同面臨的公共資源配置、維護和平與發展、建設更好生態環境等全球性問題。
齊曄：提升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是一個走向世界的過程。但首要的還不是在世界不同國家建立分支機構，而是對全球問題、區域問題和國別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比如“一帶一路”倡議中就需要大量此類研究。中國智庫參與全球研究和對話本身就是國際交流合作的重要途徑。2015年，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同英國、美國和印度相關機構完成了一份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報告，該報告對巴黎氣候大會的討論具有推動作用，可以説是中國智庫國際交流合作的一個典型案例。總之，對於中國智庫來説，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要更多地思考研究的問題是否具有國際意義、研究對像是否具備國際屬性、研究途徑是否結合國際夥伴、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國際價值。
張怡：在智庫國際交流合作過程中，從研究角度來説，可以進一步拓展學術科研的視野，發現新的學科領域和戰略命題，更好地促進研究、出謀劃策。從傳播角度來説，先要做好“中國化”。“自身就是案例”，要結合自身的理論和實踐，用外國人能接受的話語體系來解釋清楚“我是什麼”這個問題。智庫國際交流合作不是簡單的開會交流，互訪學習，而是要利用主題鮮明的會議等形式“入腦”，用海外中國中心等形式“入心”，用不間斷的交流溝通“入情”。要摒棄説教，重視差異，建立感情，從而達到説得清楚、贏得尊重的效果。此外，還要學會和國際媒體打交道，學會在國際上製造正面輿論。
(責任編輯：羅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