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和中誠信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十週年慶典和2016年中期報告會日前在京舉行。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人民大學國發院執行院長劉元春、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等專家就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作和未來走勢進行了分析。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
人類發展的調整期蘊含中國機遇
李揚表示，過去十年裏經濟研究最大的事就是經濟危機及其蔓延，未來十年很可能還是在這種狀態下。這裡並不特別強調中國，但是鋻於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互相影響，所以在此討論的同樣是中國的問題。
李揚認為，當前全球經濟進入了長期停滯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將世界經濟形勢概括為五個特點，弱復蘇、低增長、通貨緊縮、高失業、高負債。
李揚將導致全球經濟復蘇艱難，且看不到前景的原因歸結為四個方面。第一是技術進步緩慢。全球經濟的長週期是靠技術進步驅使的，但目前為止，還沒有能夠把全球從深度危機中拉出來的科技革命發生。也基於此，全世界都把優先政策放到了創新上。
第二是人口結構惡化。人口結構惡化在發達經濟體中早已存在，如今正開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蔓延。當前歐洲移民問題背後更深的原因實際上是人口結構惡化的問題，中國也加入了人口結構惡化的隊伍，其他很多國家像東南亞國家基本上都是這個狀態。“原來以為美國靠移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現在看來美國也遇到了人口結構惡化的問題”。
第三是真實利率水準為負。背後反應的是投資率下降，沒有有利可投的投資。沒人願意投資，因為現在沒有有利可圖的項目讓大家去投資，沒有投資哪有增長？沒有投資哪有結構變化？所有這些問題都在這裡反映出來。“有些學者説中國還有20年的8%增長率，但那是潛在的，實際上我們需求支撐不了這麼多。當下不是邊際效應遞減的問題，而是基本失靈了”。
此外，各國均存在産出缺口，現在主要國家實際增長低於潛在水準，中國也是如此。在宏觀經濟政策執行過程中，過度使用貨幣政策，而財政政策存在財政懸崖。
第四是收入分配的惡化。收入分配問題一直以來都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我們對收入分配的研究並不能有效地和主流的增長理論發展理論相結合。直到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出版，出現了洛陽紙貴的現象。它的重要性在於，喚醒了很多國家忽視的一個現象，資本主義制度會不斷導致收入分配的惡化，導致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儘管今天的經濟增長跟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由於分配不公，所以大多數人不説好話。資本和勞動相比較，資本始終處在強大的地位上，這種狀態對大家是不利的”，李揚稱。
李揚呼籲全球各國特別是主要國家持續合作。合作的第一點就是要認識到我們面臨著百年不遇的經濟週期，雖然全球化有所倒退，但是金融全球化依然在昇華，所以金融政策的外溢效應非常強，所以應該加強各國的合作。中國要加強供給側改革、鼓勵創新、改變勞動力市場、醫療體系、養老體系，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此外，應維護全球匯率的穩定，研究改善國際主權債務的重組體系、維護債務的可持續性。各國還應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繼續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
李揚説，目前經濟的情況看起來是比較灰暗的，但其實是人類發展到今天進入了一個非常大的調整時期，這個調整只是經濟調整、金融調整，甚至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都在調整，在這樣一個大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獲得了歷史性的機遇。“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有四個要點應該強調：一是要保持戰略定力，為經濟可能出現進一步下滑做好準備；二是要完成五大任務，餞行五大發展理念；三是要冷靜應對變局，變化仍會接連不斷的發生；四是我國一定能夠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兩個100年的偉大目標。”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6.7%左右的實際增速低於潛在增速
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增速尚在築底，當前6.7%左右的實際增速應該是低於潛在增速的；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基礎條件已經滿足，但還取決於一系列的改革和調整，如果改革和調整能夠順利實現，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潛力依然可觀。
2016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由2015年的6.9%進一步下滑到6.7%，創下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的新低。投資增速的下滑仍是中國經濟持續走低的主要原因，今年一季度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為10.7%，儘管相對於2015年全年10%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略有回升，但與2015年同期的13.5%的增速相比仍出現較大幅度下滑。但不同之處在於，去年投資下滑的主因是房地産投資增速的下滑，而今年以來投資增速下滑則主要來自於民間投資和製造業投資增速的下滑，房地産投資的回升反而成為對衝固定資産投資下滑的主要力量。從外貿形勢來看，今年1-5月，按美元計，我國出口同比下降-7.3%，進口同比下降-10.3%，儘管進出口增速仍然波動較大、外貿形勢依然撲朔迷離，但總體而言，進出口降幅有收窄的趨勢，外貿形勢逐步改善。從工業增速來看，從3月到5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已經連續三個月穩定在6.0%及以上；製造業PMI指數也連續三個月穩定在50.1及以上，這表明工業生産有企穩的跡象。從反映物價水準的CPI和PPI來看，今年以來，CPI同比增速始終保持在2.0%以上，儘管食品價格尤其是豬肉價格上漲的因素貢獻了較大的CPI漲幅，但其他大部分消費品的價格也有一定程度回升；PPI同比降幅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暖影響持續收窄，相比于2015年-5.2%的同比增速，2016年5月PPI同比降幅已經收窄至-2.8%，這表明中國經濟正在逐步走出結構性通縮區間。“我們測算了刨除金融行業增加值之外的中國實體經濟增速，結果表明，中國實體經濟增速已經由去年前三季度的6.3%逐步回升到今年一季度的6.5%，儘管實體經濟增速企穩回升不能表明中國經濟整體企穩回升，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經濟的下行態勢在逐步趨穩觸底。”李稻葵説。
李稻葵直言，經濟築底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仍面臨各種風險與挑戰。就國內而言，企業債務問題得到廣泛關注，過剩産能問題也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被屢屢提及。放眼國際，美聯儲加息靴子尚未落地，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仍在萎縮，英國退歐、美國大選等政治因素亦帶來較大不確定性，人民幣匯率與跨境資本流動波動也須謹慎應對。
越是面臨複雜的環境，越要有精確的判斷和謹慎的應對。“我們認為，中國有能力應對上述風險。一方面，國內企業具有一定的債務償付能力，過剩産能領域就業規模不大，因此有條件完成去杠桿、去産能的任務。另一方面，國際主要經濟體較為穩健，歷史經驗表明聯儲加息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可控，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的預期較為穩定。因此，只要有效化解國內的各種矛盾，中國經濟就可平穩築底。”
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基礎條件已經滿足，但還取決於一系列的改革和調整，如果改革和調整能夠順利實現，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潛力依然可觀。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經濟在未來10-15年仍將具備7%或以上增速的潛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執行院長劉元春：
經濟底部將在今年底明年初出現
劉元春代表課題組發佈了宏觀經濟中期報告，他指出，2016上半年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房地産新政的作用下，中國宏觀經濟在持續探底中開始呈現企穩的跡象，CPI重返“2時代”、PPI負增長的大幅度收窄、企業利潤增速的轉正以及房地産類數據的反彈都表明中國宏觀經濟並不存在“硬著陸”的可能。
2016年近期出現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新現象：第一，“去産能”還在佈局階段，過剩行業産品價格卻開始出現大幅度波動；第二，三四線房地産“去庫存”還沒有開始，一二線房地産價格卻出現全面上揚；第三，對“僵屍企業”和高債務企業的整治還沒有實質性展開，大量高負債國有企業卻已經大規模進軍土地市場、海外並購市場和金融投資市場；第四，“去杠桿”各類舉措剛開始佈局，但宏觀債務率卻持續上揚，部分指標已經大大超過警戒線；第五，“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開，但各類宏觀稅負指標卻在持續加重，企業總體盈利能力持續下滑；第六，房地産投資增速超預期反彈，各類新開工項目大幅度上揚，但民間投資增速卻直線回落；第七，M2增速保持穩定，但M1增速卻出現持續上揚，M1-M2缺口持續擴大；第八，居民收入增速持續超過GDP增速，但勞動力生産率以及企業盈利能力卻出現持續下滑；第九，對外投資增速急劇上揚，但出口增速卻持續低迷；第十，各類技術指標進步神速，新經濟增長動力開始顯現，但總體勞動生産效率卻依然處於持續下滑的區間；第十一，工業等傳統行業有所企穩，但服務業和新興行業卻開始呈現疲態；第十二，政策類投資增速回升，但消費卻出現持續回落。
劉元春指出，這12大現象充分説明瞭中國宏觀經濟運作依然面臨四大方面的問題：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還沒有完全找到；二是穩增長政策並沒有緩解宏觀經濟深層次問題，反而使各類扭曲大幅度上揚，資源配置的效率持續惡化，經濟主體的信心沒有得到改善；三是經濟回落的負反饋機制開始發生變化，經濟內生性下滑的壓力有所加劇，“生産效率預期下滑”+“投資收益預期下滑”+“收入增速預期下滑”所帶來的市場型投資疲軟和消費疲軟開始向深度蔓延。短期産出與中期潛在産出的負向強化機制、超國民收入分配所帶來的“消費-投資”困局、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對收益下滑所帶來的進一步“脫實向虛”等3大新難題已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擺脫持續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礙；四是當前宏觀經濟的短期企穩構建在大規模政策寬鬆和泡沫化房地産復蘇之上，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分化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還沒有形成持續穩定或復蘇的基礎。
展望2016下半年，劉元春認為，中國宏觀經濟難以持續上半年企穩的態勢。外部經濟波動的重現、內部扭曲的強化、金融風險的不斷累計與間斷性釋放、結構性改革的全面實施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進一步抬頭。而與此同時，政策刺激效率的遞減和房地産泡沫的管控決定了經濟政策的對衝效應將大幅度下降。因此，本輪“不對稱W型調整”的第二個底部將於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現，並呈現出強勁的底部波動的特徵。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結構性改革
劉尚希表示，中國的宏觀經濟非常複雜，用傳統的理論很難説的清楚。潛在增長率是多少只是一種猜測，頂多説是一種評估，不同的評估有不同的結論，誰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只是一個理論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能按照潛在增長率去判斷現實的增長率到底是個什麼情況，應該不應該合理不合理，因為潛在增長率這個尺規他不是一個現實的東西。”所以還是要積極作為，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
劉尚希認為，當前我國需要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結構性改革。
第一，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含義要有新的理解。1998年搞積極財政政策，2008年再次啟用積極財政政策，現在依然在搞積極財政政策，叫法都一樣，但含義不同。主要表現在：一是內涵上，過去的積極財政政策目標是“拉動”增長，現在的積極財政政策目標是“穩住”增長，要拉動經濟增長毫無疑問需要財政大規模的擴張，而穩住增長不一定必須要大規模的擴張。當前穩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更多作用在結構上。二是內容上、實際上，過去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靠投資，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更多依靠減稅，過去的積極財政政策側重支出，現在積極財政政策側重收入、降費減稅。三是赤字性質上，以往更多是擴張缺口形成的擴張性赤字，當前的赤字更多是因為減收減稅形成的減收性赤字，從量上來看沒什麼區別，但具體的含義不同。
第二，積極財政政策有兩個轉向。一是從總量性的政策轉向結構性的政策；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從單純的經濟政策轉向經濟社會的政策。
從結構性的政策轉向看，總量性政策的學理支撐是“三駕馬車”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把財政的變數切入到“三駕馬車”中，很顯然僅僅依賴這個框架解決不了中國當前的結構性的問題。而結構性政策的學理支撐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分析框架，但這個框架還在構建中。國家治理的框架下，實際上是新的政治經濟學，對當前政策或者改革的理解應當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上來，我國進入到發展的新時期、改革的新時期。改革新時期的整個目標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各項改革各項政策都應當放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總體目標下考慮，否則很難形成共識。將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和改革的總目標聯繫起來，實際上就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推動國家治理結構的重塑，將結構性財政政策放在國家治理結構的分析框架下來看，應該從三個維度去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同國家治理結構的差異就是體現在對這三個維度關係的處理和構建。
在中國，政府與市場關係方面仍存在著政府缺位、越位甚至錯位的問題。比如市場的活力與政府監管的方面存在著缺位，消費外流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的監管不到位，這導致供給創新的壓力和動力不足和逆向淘汰，使得供給不能及時地跟上消費的轉向升級，導致消費者缺乏信心。消費外流實際上是消費者以鈔票的這種方式投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其中有市場的問題，但政府監管是更重要的方面。供給側改革首先要解決政府的問題，缺乏科學嚴密的監管體系和高的標準，很難改善供給側品質及實現有效供給。而政府與社會關係維度，實際上是民生與發展的關係問題，改善民生是只考慮眼前還是考慮可持續性，對財政政策來説是非常重要的。財政政策在支出標準上尚缺乏整體的考慮，比如説工資和退休費的標準還有待進一步地科學化。而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係也需要進一步協調和完善。
從經濟社會的政策轉向看，這意味著財政的內涵就不僅僅意味著是經濟的手段，而是應更加注重人力資本的投資。這體現中國目前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徵，強調發展的整體性。
總之，當前結構性的改革應回到國家治理結構框架中來，財政政策與這一點是緊密關聯，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
(責任編輯：羅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