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 磊
1952年，在北京大學上大二的張志堯發現，學校東邊正在蓋一棟很氣派的大樓，“鋼筋混凝土現澆，外形還不對稱，特別像個‘巡洋艦’”。
當時，中關村還是個名副其實的鄉野村落，這個“巡洋艦”就在蜂蝶飛舞的菜地、蛙聲鼓噪的稻田和墳冢隱沒的荒野中，破土而出，傲然聳立，光芒四射。
“這棟樓對外沒有掛牌，當時我們覺得特別神秘，但隱約感覺，在此工作的人一定是乾大事的，非常羨慕。”很幸運，張志堯和一些學生畢業後紛紛進入該樓工作，幹了一番大事業……
時光荏苒，60多年過去了，張志堯早已退休。川流不息的車流，縱橫交錯的立交，鱗次櫛比的高樓……在繁華喧鬧的中關村，這裡卻早已人去樓空，一番破敗景象，只剩下落寞與孤寂。交通導航圖上，已找不到它的名字。
今年，這棟樓，已度過63個春秋。等待它的命運是拆是改還是移？不得而知。
它，就是共和國科學第一樓——原子能樓！
新中國的科學大業，就是從這座科學聖殿發軔前行。從這裡走出兩位國家最高獎獲得者，6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數十位泰斗級院士，“裂變”出一批重要的核科學和物理學研究機構……它見證了中關村乃至新中國現代科學的發展史。
原子能樓曾經的神秘、過往的奇跡、昔日的輝煌，都已化為塵封的記憶，是否會隨著樓的不復存在而灰飛煙滅？
“三強一測定中關”
91歲的葉銘漢院士對原子能樓有著難以割捨的記憶和情懷。
時光還要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葉銘漢從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讀研究生。導師錢三強安排他負責調研迴旋加速器。後來錢先生説，中央決定發展原子能，這種大科學工程應集中在研究所，於是葉銘漢就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當研究實習員。同年來的還有剛從北大畢業做了一年研究生的于敏。
在錢三強等人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中，擬設近代物理所，以核物理研究為首選領域。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宣佈成立研究所名單，近代物理研究所赫然位列名單之首。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兼任第一任所長。錢三強任副所長，一年之後任所長。
該所的前身是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1948年，錢三強從法國學成歸國後，任教清華大學，同時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工作。該所位於東皇城根甲42號，建所之初，包括錢三強和他的夫人何澤慧，總共才三位科技人員。
中科院成立後，緊迫的任務之一是在北京市範圍內選擇“永久院址”。北京市確定在海淀以東，清華以南，鐵路以西及鐵路以東部分地區劃地，建設新院所。作為位列中科院諸研究所之首的近代物理所，不能再蝸居城內。
1951年5月17日 ，錢三強親赴中關村測勘物理所樓址，中科院決定，在保福寺北側開始建設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大樓。同年10月底工程破土動工，1953年底，大樓竣工，錢三強所長帶領研究人員于1954年元月從東皇城根遷址到中關村。
當時，此樓成為中關村科學城中的第一家研究機構，稱為“中關村物理樓”。1958年，更名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樓由此得名。
細察歷史，當年如果不是錢三強迅速出動測勘和後來抓緊開工，中國科學院的用地可能將南移。有人説，錢公決定了由原子能樓領跑中關村科學城建設的歷史，被賦予“三強一測定中關”的傳奇色彩。
“當時選址中關村，有一個考慮因素就是靠近北大、清華。”葉銘漢回憶説，剛到中關村，這裡還是荒郊野外，然而，往北就是清華大學，西北就是北京大學。由於毗鄰中國最強的高等學府，使建樓工程和日後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軌道。
“從西直門去中關村的路上，沿線沒有什麼像樣的建築了，除了農科院的老樓，物理所的大樓突兀地聳立在平坦的農田之中，格外氣派。”中科院辦公廳原副主任柳懷祖回憶，1954年，他初中畢業就來到這裡。“當時物理所可是這裡最高檔的樓，鋼筋混凝土結構，地板是水磨地，建造品質非常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地區很多建築都有不同的受損，但是這座樓可謂‘固若金湯’。”
大樓是中關村地區第一棟現代化的科研建築，一共五層。西側是靜電加速器的大廳，有四層樓高，安裝的是70萬伏大氣型質子靜電加速器和250萬伏高氣型質子靜電加速器。由於體量太大，在樓西側還留下兩層貫通的入口，並在樓頂特製三角頂板；大廳安裝了起重吊車，吊車可以伸到大廳的外面，為的就是把250萬伏高氣型質子靜電加速器的鋼筒等設備運進樓內。該樓還建有半地下室，半地下室西邊是庫房，東邊是工廠，搞機械加工。
説起這70萬伏靜電加速器，還引出趙忠堯的一段掌故。正是他，結束了中國沒有加速器的歷史。
1946年，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群島進行原子彈爆炸試驗。國民政府派趙忠堯作為科學家代表前去參觀。中央研究院籌集五萬美元，托趙忠堯在參觀完畢後，買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的器材。1950年9月，當趙忠堯乘坐“威爾遜總統號”輪船途徑日本時，和另兩位中國學者被駐日美軍強行扣押，説他竊取美國原子彈的機密等，是謂歷史上的“趙忠堯事件”。經過一番抗爭，趙忠堯最後才踏上祖國大陸，經他之手從美國購置的加速器部件和科研器材30余箱也先後運回北京。近代物理所遷到中關村之後，趙忠堯就利用帶回的靜電加速器部件和實驗設備，建成了70萬伏和250萬伏質子靜電加速器。這臺70萬伏的質子靜電加速器是我國第一台粒子加速器，1958年中國科技大學建校後，供科大教學使用。而那臺250萬伏質子靜電加速器至今還在這座樓中。
“要吃饅頭，先種麥子”
“在近代物理所沒有什麼所訓、口號，常説的一句話就是‘要吃饅頭，先種麥子’。”葉銘漢説，當時物理所就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白手起家。
1952年，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明確提出辦所方針：“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為中心，充分發展放射化學，為原子能應用準備條件。”
後來調整機構，研究所內成立了四個大組：一組為實驗核物理組，組長趙忠堯；二組為放射化學組，組長楊承宗；三組為宇宙線組，組長王淦昌；四組為理論組，組長彭桓武。第一大組下又設加速器組、探測器組、電子學組、核乳膠和雲室組共四個小組。這也初步勾勒了核物理研究的發展方向。
1953年，中科院決定將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為物理研究所。
原子能研究帶動了電腦、電子學的發展。電子學所籌備處和數學所電子電腦部分併入該所，陳芳允、夏培肅等也入該所工作。
柳懷祖回憶，趙忠堯和錢三強在一樓辦公，東邊是所辦、黨辦和會議室。彭桓武和謝家麟在二樓辦公。何澤慧也在二層，那裏有製作核乳膠的實驗室。三樓工作的是于敏、鄧稼先和從事電子學研究的陳芳允。四樓是丁渝，從事原子束磁共振實驗。五樓則由王淦昌主持宇宙射線研究。
“大樓開始設計的是四層，但留有餘地，後來加到五層。這樣就把所裏各個實驗室的人都安排過來了。”葉銘漢説。
物理所剛搬來新大樓時，為了保密起見，對外統稱“918信箱”。
事業初建，開展科研工作的條件極其困難。國內沒有現成的儀器設備及其相應的工業基礎，西方國家又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在這種條件下，科研人員一切從零開始，自己動手研製儀器設備，開始建立核物理和放射化學的實驗技術，在宇宙線、粒子探測器、加速器、核電子學、理論核物理等領域逐漸發展。
“中國核物理科學主要奠基人聚集於此”
當時中國發展尖端科學原子能，最缺的還是人才。
剛開始籌建的時候，錢三強就四處招攬人才。從清華調來了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從浙江大學調來了實驗物理學家王淦昌等。彭、王就如同錢三強的左膀右臂，理論、實驗比翼雙飛。
錢三強還從國內邀請一批年輕的物理學工作者來所，包括于敏、黃祖洽、王樹芬、李德平、葉銘漢等。
在這五層樓的房子裏，群賢畢至，陣容豪華，個個都是重量級的人物，中國核物理科學主要奠基人聚集於此。
物理所陸續吸引了多批海歸，這些人大都在歐美學術界已有影響。新中國的呼喚，讓他們紛紛回國，義無反顧。
錢三強就是中國發展原子能研究這盤大棋的總策劃。他高瞻遠矚，科學規劃，例如在研製原子彈時就提前佈局氫彈研究。“他佈局分工很全面，王淦昌搞實驗物理，彭桓武搞理論物理，黃祖洽和于敏搞氫彈。他考慮週到，從理論設計到工程應用、原料化工、電子控制，沒有短板，都配齊了，而且每一步都走得很合適。”葉銘漢回憶。在選用人才方面，錢三強知人善任。不少參加核武器研製的“兩彈一星”功臣，都是他力薦的。
副所長王淦昌在抗戰艱苦時期，提出了用實驗間接證明中微子存在的方案，當時由於物質條件所限，無法實現。他只好發表了他的建議。後來有科學家根據王淦昌的建議，用實驗間接證明了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參加了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還對中國的宇宙射線研究做出重大貢獻。
該樓的女中豪傑，就是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研究核物理需要探測器，核乳膠是上世紀40年代常用的一種探測器，那時只有英國和蘇聯能夠生産。何澤慧決心自己幹，後來制出性能和品質非常好的核乳膠。
從國外回來的科學家有兩位姓楊的科學家，一個叫楊承宗，另一位叫楊澄中。念清楚這兩位的名字，就像念繞密碼，於是大家就把從法國回來的楊承宗稱為“法楊”，從英國回來的楊澄中稱為“英楊”。
“法楊”是錢三強和何澤慧的師弟，也是新中國放射化學的奠基人。1951年6月，楊承宗在法國居裏實驗室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用錢三強轉來的3000美元，在法、英、瑞士等處購買了為國內核科學研究所急需的器材，並得到約10克放射性標準鐳源。約裏奧·居裏讓楊承宗傳話給毛澤東：“你回去轉告毛澤東……要反對原子彈，你們必須自己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麼可怕，原子彈的原理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也有自己的科學家……”回國後，他輾轉將此話託人帶給了毛澤東。
近代物理所遷到中關村後，楊承宗被任命為放射化學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應用兩個研究室的主任。原子能樓東面也建成了獨立的小樓，他在此設計了新中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室。
而“英楊”楊澄中則與趙忠堯一起領導了中國第一台靜電加速器的研製，負責指導了碘化鉀（鉈）等閃爍晶體的製備，負責中國第一台高壓倍加器的研製，並創建了蘭州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著名物理學家張文裕回國後，擔任宇宙線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國宇宙線研究和高能實驗物理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也對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沒有喝過“洋墨水”的于敏，被錢三強大膽引薦啟用，成為了中國國産的第一號專家。于敏在中國氫彈原理突破中解決了一系列基礎問題，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起了關鍵作用。此後他長期領導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解決了大量理論問題。
物理所“英雄榜”單上的人名，都在共和國的科學史上熠熠生輝。從這棟大樓裏走出6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獲得者：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鄧稼先、于敏和陳芳允；走出謝家麟、于敏兩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走出大批泰斗級院士，包括科學院院士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趙忠堯、汪德昭、張文裕、于敏、鄧稼先、陳芳允、陳佳洱、朱洪元、李正武、楊澄中、肖健、何祚庥、何澤慧、王承書、金建中、唐孝威、黃祖洽、謝家麟、戴傳曾、呂敏、李德平、胡仁宇、王方定、夏培肅、方守賢、冼鼎昌、張肇西、張宗燁、柴之芳等，以及工程院院士葉銘漢、陳森玉等。還有我國放射化學奠基人楊承宗、丁渝、馮錫璋、鄭林生等著名科學家。
“所長辦公室，説進就進”
“在這個樓裏，我們之間不大稱呼行政職務，從來沒聽人喊過所長、院長、部長。”葉銘漢説。
沒有官銜相稱，不講行政等級，不過稱呼還是大有學問，講的是學術領域內師長與弟子的輩分，透出互相尊重的親密氛圍。大樓裏只有一位被稱作“老師”的人，那就是趙忠堯。一來他以前是清華教授，上世紀30年代就在《自然》這種頂級雜誌發了有分量的文章，德高望重；二來所裏的很多科學家都是他學生，所以都尊稱他為老師，也是名正言順。而趙的學生錢三強和王淦昌則被稱為“公”，即錢公、王公。其他很多留洋回來的都叫先生，如謝家麟、何澤慧等。
“看看大家的樣子好土，可做的學問都很牛。”柳懷祖説，這些大科學家非常平易低調，衣著樸素，甚至打著補丁，走在外面其貌不揚，甚至不修邊幅，但個個都是國際研究前沿的學術大牛。
何澤慧就不愛打扮，頭髮常年挽成個道姑頭，經常穿著一件寬大的褪色舊連衣裙或大褂。搬到玉泉路工作後，和大家一起坐上班的麵包中巴，從來不講特權，不坐小車，經常被別人誤認為菜場裏的老太太。
彭桓武還有一則軼聞。一次，為了“淘”點工作需要的零件，彭桓武到前門的舊貨市場“拾荒”，警察發現此人衣服破舊，專門找尋廢舊零件、電子管，形跡可疑，竟把他帶到派出所進行盤問。當被問在哪兒工作時，彭桓武回答：“我是原子能所副所長。”警察不信，直到打了電話，所裏派專人來接，才查明真相。
雖然科學大師為人平易，但治學卻非常嚴謹。在這棟樓裏工作了十年的柳懷祖，經常回憶起他的老師丁渝。這位李政道的電磁學實驗的老師，實驗物理的大家，經常耳提面命教導學生：“實驗物理學家必須在實驗室裏經常敲打。”
丁渝對分到他身邊工作的大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柳懷祖等人就被安排到工廠“敲打”：吹玻璃、銼零件、開車床、焊接真空箱、抽真空等，每週都要去地下室或大車間，幹兩三天活。丁渝自己也深入車間與工人師傅一起，什麼臟活、累活都幹，經常是一身油污，滿臉汗水，沒有一點專家的架子。所裏給他分配辦公室，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實驗室就是辦公室”。他和學生們常常在實驗室裏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有年除夕，他竟忙得忘了回家吃年夜飯。
柳懷祖記得，有一次學生們在辦公室背對著門口議論老師管得太嚴，殊不知老師正好過來站在後面。當大家回過頭來，一個個傻了眼，無比尷尬。老師聽完後也不在意，並不計較，不過該嚴的時候還是繼續嚴。他所在的譜儀組每週開會，學生彙報每天工作，老師挨個點評。每個組都這樣，研究小組之間也相處融洽。
原子能樓裏的科研人員最大特點就是有學術討論的良好風氣。這裡也成為民主平等的學術佳苑。“法楊”學生楊紹晉回憶説，每逢星期四下午，在三樓階梯教室會有個研討會，備有咖啡、點心。研討會邀請一個主講介紹自己最有心得的一項工作，大概半個小時，然後大家討論、提問。這樣互相啟發幫助，既可以彼此了解最新的工作進展，還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研討會敞開大門，誰有空都可以參加。不過，到1958年，這種學術研討被當成資産階級的東西而遭到批判，隨後就消聲匿跡了。
所長錢三強滿懷著自力更生的信念，鉚足了勁帶領大家苦幹，但是，他提意見也非常直率，不會拐彎抹角，心裏有話就説，有時不免發一陣脾氣。何澤慧説他是“不懂政治的科學家”。可是人們更看到了他的那種“科學家可愛的書生氣”。每逢年節，錢三強會到各個研究室給大家拜年。所長的家也是對同事開放的，一遇節假日，錢何夫婦還會在家準備糖果，招待大家。
“錢所長的家和辦公室，（誰）想去就去，説進就進，不像現在有秘書擋駕。”葉銘漢回憶往昔，感慨係之。
“老母雞下蛋，孵化出七八個研究機構”
1955年，在北京西南的房山縣坨裏地區興建了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新基地，代號“601廠”，1959年改為“401所”，仍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名稱。1958年坨裏基地建造好後，物理所更名為原子能所。中關村部分就不再發展了，稱為“一部”，靜電加速器和電子直線加速器，放射化學暫時留在“一部”；坨裏部分為“二部”，重心轉移至此。1973年，“一部”改建為高能物理所，逐步搬遷到玉泉路現址。到了上世紀90年代，靜電加速器停止運作，電子直線加速器和放射化學部分全部搬離中關村。
1974年，生物物理所等入駐原子能樓。1990年，原子能樓變為微生物所的北樓。不過在原子能樓內，為家住中關村的生物物理所老所長、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貝時璋保留了辦公室。他曾兼任原子能所七室主任，負責放射生物和衛生防護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也是守望原子能樓的最後一位老一代科學家。
原子能所這棟大樓，成為我國第一個綜合性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從這裡分裂、衍生出了許多核科學研究機構。
在科學院系統內，1957年，楊澄中帶著部分人員和設備，組建了蘭州物理室，後發展為蘭州近代物理所；陳芳允、黃武漢等調出籌建電子學所；夏培肅等調出籌建電腦所。1962年，張家驊帶領同位素應用研究室和電子靜電加速器組與上海理化研究所合併，成立上海原子核所。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所“一部”的基礎上成立。1978年，理論物理所成立……
至於在國防研究系統，有關原子能研究衍生的科研機構就更多了：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華北輻射防護研究所、華北605所……這些院所大都從原子能所“裂變”或由此樓的研究人員開創。
原子能所枝繁葉茂，在全國“遍地開花”。
為此，錢三強形象地比喻為“老母雞下蛋”。
“老母雞的作用還在其他領域有所體現，不僅派生了電子學、電腦學等，還包括輻射防護、核醫學等等，很多學科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張志堯舉例説，很多醫學、農業領域的研究人員在此參加了“同位素應用講習班”，回去後就能開展應用，開闢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例如協和醫院的放射醫學發展就曾得益於此。
按照周恩來的批示，研究所還有計劃地抓人才培養，協助北京大學創辦技術物理系，支援清華大學創辦工程物理系。此後，還幫助中國科技大學籌建了近代物理系。
“原子能所是‘滿門忠孝’”
1955年，黨中央決定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錢三強擔此重任。錢三強身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二機部副部長。不過名義上是雙重領導，學術上仍以中科院為依託，叫做“出嫁不離家”。他家仍住在中關村14樓，鄰居經常可以看見，早晨有轎車把他接走，卻很少見到他晚上什麼時候回來。
1960年，蘇聯撤走了全部專家。中央要求二機部、五院和中科院要“三股力量擰成一股繩”，把“兩彈一星”搞上去。中科院二話不説，不僅支援一批傑出的科學家，而且把原子能所成建制地劃給二機部。
原子能所最優秀的人才都被推薦到核武器研究部門，有人稱在中國研製 “兩彈”的進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滿門忠孝”。
錢三強曾對所裏同志説：“要顧全大局……舍得把最好、最頂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關鍵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還是我的……好的人才輸送出去了，年輕的就很快地自然成長起來。就像割韭菜一樣，一茬接著一茬……”
最先投身原子彈研製事業的是鄧稼先。年僅34歲的“娃娃博士”義無反顧投入原子彈、氫彈事業，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1960年，錢三強向二機部建議，推薦王淦昌、彭桓武到核武器研究所擔任科學技術帶頭人。這兩位學術巨擘本來都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學術領域有所建樹，但他們的回答都是堅定乾脆，彭桓武的回答是“國家需要我，我去”，王淦昌的回答則是“我願以身許國”。
蘇聯撤走專家後，中國第一個分離鈾同位素用的氣體擴散工廠面臨嚴峻形勢。該樓另一名巾幗英雄，張文裕的夫人王承書也是海歸科學家，她本是從事熱核聚變理論研究，但為了國家利益，毅然接受自己從未搞過的鈾同位素分離工作，隱姓埋名直至逝世。
為了提前部署氫彈研究，錢三強任用黃祖洽為“輕核理論小組”組長，開展氫彈的理論預研。為了加強原子彈和氫彈預研工作的聯繫，他又接受安排，分出一半時間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職。黃祖洽、于敏等研究人員先後到相關部門開展工作，對氫彈的基本現象和規律有了更深的認識。
“法楊”楊承宗1961年擔任二機部五所的技術工作所長。由於時間緊，連調令都沒有，他就走馬上任。而由於其涉及保密，他做的也是青史留名報上無名的工作。
這樣的故事不一而足。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關研究室、組，成建制地調出去，輸送給外單位的科技人員就達到914人。
除了人才貢獻，原子能所還直接服務於國防具體業務。地球物理所科研人員只要看見旁邊的原子能所有戴皮帽、穿軍衣的戰士過來，就猜又有重要秘密任務了。“其實，戰士是把核爆炸的樣品從基地送來給我們測定後再押送回去。”張志堯説：“所裏的人員經常做原子彈、氫彈燃耗測定等有關的基礎工作。”
在蘇聯撤走在華專家後，原子能所科研人員攻克了六氟化鈾生産、點火中子源研製、核爆燃耗測定、氫核理論研究、核數據測量和驗證等道道難關，為“兩彈”成功研製作出重大貢獻。
“我們天天在幹什麼？”楊紹晉説，當時年輕人經常問自己這麼一個問題，回答是：“我們在‘蒸饅頭’。”
“我們看到‘兩彈一星’的成果，這好比大大白白的饅頭，挺好吃，但發面、起勁、揉面誰來幹？人們往往看不到，我們做的就是這樣的無名的基礎性工作。”楊紹晉説，“圍繞國家任務，我們所人員無條件支援，點誰給誰，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原子能研究每個領域的原始創始人，往往都是從此樓走出去的。”
“要説我們所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工程大成果，好像也説不上來。”葉銘漢説，“人才都出去了，成果在外，但原子能研究的起點在這，而且這個起點起得很好。”謝家麟的學生顧孟平也認為：“中國科技發展的第一步棋在這裡下得很好，規劃得也科學。”
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業把這座樓稱之為“共和國科學第一樓”“中國核科學的發祥地”“中國原子彈的起點”。也有人説它是“中國加速器的搖籃”等等。
不過，在如今，在資本瘋長、網際網路公司logo層出不窮、財富故事輪番上演的中關村，它似乎顯得那麼不合時宜和落魄。
“請歷史記住他們，我們應該不要做或少做讓歷史‘忘記’他們的事。原子能樓是喚起人們歷史記憶的最重要的載體，也請歷史記住這棟樓。” 樊洪業説。
前不久，曾在這棟樓工作的老人又聚在一起。大家問起還有哪個同事、哪個院士到哪兒去了、身體可好？回答是“已經去了”“都在天上了”。接著是一片唏噓。
是的，人已去，樓已空，鮮活的往事被歲月的塵埃覆蓋，生動的記憶將被時間風乾。在那些歲月做了那些事的人，以及深情懷念的後輩們，在天上和地下，正回想著這棟樓的“前世”，更關注這棟樓的“今生”！
（本文部分史料來自《中關村科學城的興起》《風乾的記憶——中關村“特樓”的故事》《錢三強與中國原子能事業》以及樊洪業相關研究文章。《民主與科學》原主編孫偉林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羅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