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The Bell Conference在2012年首次成功舉辦，本次舉行論壇為第五次。論壇每年參加人數規模500多人，包括南韓政府有關人士、三星、現代、LG、SK等大型集團高管、重點金融機構高級人員等在南韓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本次出席的嘉賓還有南韓金融監督院院長、The Bell代表等十多位。南韓主辦方希望通過本次論壇找出中韓兩方實際性的合作以及投資機會，特別是讓南韓企業/投資者深入了解中國各行業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模式以及合作/投資機會。以下據現場速記整理，演講全文如下：
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及新興領域合作機會
——在南韓首爾中韓經濟論壇的演講
（2016年5月20日，首爾）
著名經濟學家 宋清輝
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我來自中國的深圳經濟特區，很高興在南韓首爾與大家相識，以下是我的演講內容。演講的標題是《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及新興領域合作機會》，演講分為四個部分內容：
第一部分、談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穩中有憂
2016年2月份，2015年中國GDP為6.9%這個數字披露之後，可能包括在座的各位南韓經濟界、商界同仁都感到了恐慌，雖然這種恐慌有一定的道理，但這些數據只代表過去。和世界其他經濟體相比，6.9%的GDP成績單還是很不錯的，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我們可以發現，中國1975年GDP總值為3016.63億元，而2015年GDP總值為67.67萬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這40年裏中國GDP上漲了233.33倍，年複合增長率為14.49%，這種高超增速幾乎沒有幾個經濟體能打破。
雖然資本市場的一些投資人士會總是將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指標，但中國政府不會再片面追求GDP的具體增速，只要在合理區間、經濟發展大勢沒有改變，他們都認為屬於健康的經濟形勢。
南韓的有些同仁可能有時候不會密切地關注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變化，但或許會關注中國的A股。目前，中國的A股裏面的一些上市公司已基本上涵蓋各行各業，因此中國A股上市公司業績情況可能能夠反映出中國經濟的整體面貌。我們從A股上市公司2015年年報和2016年一季報可以看出中國經濟整體上屬於回暖態勢，中國經濟正在企穩復蘇。
具體而言，第一點，A股上市公司整體盈利情況較為樂觀。歸屬母公司的凈利潤增速，已由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的-11.8%提升至第四季度的-11.1%，再提升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1.9%。第二點，傳統行業發展乏力，新興消費行業快速成長。以文化、旅遊等為代表的新興消費行業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新亮點。文化
傳媒行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20%，旅遊、酒店行業實現凈利潤同比增長27.6%。第三點，綠色經濟、數字經濟等新興經濟表現突出。網際網路行業相關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速達105.66%。第四點，新能源汽車業績開啟“快跑”模式。新能源汽車行業在2014年增長的基礎上再次獲得較大突破，2015年凈利潤增長147.83%。特別是新能源汽車，中國“十三五”期間，中央國家機關一半公車將是新能源汽車。
在中國宏觀經濟企穩的背後，還有一些隱憂。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收入與利潤的回升與凈資産收益率（ROE）持續下降的矛盾則説明，中國的企業正通過不斷的資産擴張來維持收入與利潤的增長，但是資産擴張的效果是邊際遞減的，因此始終無法帶來盈利能力的同步提升。據清暉智庫統計，2015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及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整體ROE分別為10.1%、9.8%和9.1%，呈逐步下降的走勢。若剔除金融企業，2016年第一季度平均ROE則會突然降至6.5%，與發達國家10%左右的水準還有很大的差距。在經濟弱復蘇的背景下，ROE的回升並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A股ROE的回升需要有效地去産能和通過改革帶來效率的提升。
5月19日我從中國大陸來到首爾之後，在與南韓商界同仁交流的過程中，我發覺南韓商界同仁對劉易斯拐點、亞洲主要國家結構調整方面的問題有很深的理解。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家，我談一下自己對這三個問題的看法。
顯而易見，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顯端倪，主要表現在農村富餘勞動力枯竭和沿海用工短缺等方面，在西方經濟學看來，進入劉易斯拐點後，中國的經濟奇跡可能會結束。我認為，中國經濟遭遇劉易斯拐點之後，傳統增長模式或會難以為繼，傳統製造業生存空間被進一步壓縮，並對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帶來一些挑戰。當然，劉易斯拐點危中有機，它會倒逼轉型升級。在轉型壓力下，中國各級政府正在採用土地、財政、稅收等手段，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和自主創新，例如鼓勵企業加快資訊化自動化的發展，利用工業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等。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亞洲主要國家日本、南韓和中國在經濟結構調整的模式上有何特點：
首先是日本偏向於滿速度，但是對經濟上衝擊卻比較慢，效果不太理想。日本的國內形勢很複雜，脆弱的“安倍經濟學”亦難從根本上扭轉日本經濟衰退趨勢，若日本不能夠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日本的結構性難題就仍然存在，結構調整也成為安倍經濟學成敗關鍵。
其次是南韓偏向於激進的模式，雖然有一定的效果，不確定性也比較大，例如南韓出口減少、經濟蕭條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影響較大。我認為，南韓的結構調整要想取得較為顯著的效果，需要通過從根本上進行制度變革(勞動改革、就業改革)，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動能，調高經濟增長的預期。
最後是中國的結構調整起到明顯的效果。中國政府把增長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並加大了結構調整的力度，向中高端方向進行結構調整，例如大力發展服務業，新經濟的增長在明顯加快等。當前中國“新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從體量來看，尚無法動搖傳統經濟的支柱地位，對傳統經濟、舊動能的改造仍然是不可忽視的一項工作。中國有些地方政府中的部分官員仍對傳統經濟“情有獨鍾”，他們在思維定勢和路徑依賴的雙重慣性之下可能會重新加大對傳統經濟的扶持，而放棄對“新經濟”應有的支援。
各位可能都知道中國有一個熱詞，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什麼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到底該怎麼改？可能是大家感興趣的兩個問題。中國政府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提高經濟運作效率，解決的深層次的經濟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而不是政府調結構。
首先，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一個公式來描述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內在的含義是：政府通過用強力改革的辦法去推進結構調整，減少低端和無效的供給，擴大中高端和有效的供給，藉以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淘汰落後産能的企業，通過重組整合使其退出市場，使供給體系能夠更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中國經濟當前運作中面臨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産能處置緩慢，個性化、高端化、多樣化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中國供給側出了大問題，主要表現在作為世界工廠、製造業大國的中國，中國的國民來國外旅遊的時候，熱衷於“爆買”化粧品、奶粉、凈化器等等，而中國國內生産的鋼材每斤價格與大白菜差不多，與此同時，特鋼卻需大量從國外進口，産能過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前行的一個重大包袱。
當前，中國政府正在通過加快出清過剩産能、處置國有“僵屍企業”、推進資産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服務業的方式，建立有利於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實現更高水準的供需平衡，增強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其次，供給側改革到底該怎麼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長期工程。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為了短期內刺激經濟的手段都只會讓經濟曇花一現，只有擴大有效供給，更好地滿足社會各界人民群眾的需求，從“病根”入手慢慢調養生息，才能促進中國經濟有條不紊地健康發展。但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該怎麼改，在中國國內依然是很寬泛的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可以簡稱為“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15個字請大家記一下，這是中國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任務，其中包括對僵屍企業的處置，化解房地産庫存，防控金融風險，降低企業成本和補充供給短板等具體方面。
簡而言之，供給側改革就是對症下藥，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産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供給側改革是中國“十三五”期間經濟改革的一個重心，它標誌著中國經濟變革的重點正由需求側向供給側轉變，它對中國經濟“十三五”時期甚至更長時間都具有重要影響。
關注中國經濟較多的南韓同仁可能會發現，自1981年以來，中國政府提出過很多類似的提法，最近三年的提法分別是：2016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發展新經濟”；2015年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4年則提出了“引領經濟新常態”。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創新和提高社會效率，同時，每年的提法對中韓投資者來講也是該年度的投資的機會。
第二部分、中國供給側改革帶來的投資機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分別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就供給側改革投資機會而言，也可以從這五大任務裏面去尋找。五大任務中，去産能被放在了第一位，可見其重要程度。
去産能使得煤炭、鋼鐵、化工、有色、建材等行業並購機會增加，並購重組使得行業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企業利潤提升。供給側改革是2015年、2016年的政策主線，其中化解過剩産能是重中之重。當前，中國政府正在通過借鑒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産能去化過程中的經驗，去産能的勝算率較大。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進入深水區，去産能的不利影響也正在顯現，例如就業市場壓力增大，農業戶籍人口的失業率上升，短期失業人員比重較大。據清暉智庫統計，2016年第一季度用工需求量萎縮的行業主要集中在傳統加工製造業、能源行業、快速消費品行業、大型設備/機電設備/重工業等，些行業的共同特點是産能過剩，市場需求不足，用工需求同比降低10%左右。
去庫存可以有效地降低房地産企業風險，投資中國的房地産仍有較大的機會，房地産仍是中國經濟支柱産業，會持續很長時間。中韓兩國的投資者可以通過不良資産處置基金和商業地産並購基金的形式，關注中國房地産行業去庫存帶來投資機會。當前，中國許多傳統行業處於週期底部，不良資産和商業地産存量資産的週期性機會已經顯現。中國的去庫存舉措已經見效，房地産市場回暖較為確定。
機會總是與風險相伴。去庫存過程中的最大風險，就是貨幣過度放鬆和區域性資産價格泡沫。儘管中國政府採取了區別對待措施，如實施限購等，但事實上，靠樓市限購降房價很難，因為樓市限購增強了投資者的心理上漲預期。2015-2016年中國的一線城市仍大漲，並有蔓延至中國二線城市的趨勢。
去杠桿有助於網際網路、醫藥醫療、新材料、休閒服務等新興領域的投資機會脫穎而出。根據供給側改革的國際經驗和中國的現狀，潛在的投資機會主要來自於股權融資領域的新興業態。與此同時，去杠桿也有可能引發流動性風險。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高杠桿延續了2015年股市高杠桿和2013年非標高杠桿。債券市場杠桿高企引起監管層注意，監管不確定性較大，一旦去杠桿趨勢形成，可能引發較大的流動性風險和估值下跌的壓力。
降成本被列為2016年中國經濟工作五大任務之一，降成本有利於減輕企業負擔，改善它們的投資意願，同時也有利於增強中國經濟活力。也只有讓微觀主體有活力，經濟才能獲得更加持久的發展動能。對投資而言，降成本可能會帶來兩個方面的重要的投資機會：第一，降成本可以改善企業盈利狀況。第二，降成本將催生巨大的原材料替代和新增需求，從而給上游企業提供發展機會。
補短板就是給供給側改革做“加法”，即針對中國當前供需失衡，補足供應短板和進行産業升級，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增加有效供給。一隻木桶到底能裝多少水，要看它最短的那塊木板，木桶效應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最薄弱的環節是決定中國經濟整體品質和水準的關鍵因素。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製造業的基地，但是卻面臨著一方面低端産品大量庫存積壓，另外一方面晶片、大飛機等高端核心技術能力卻相對缺乏的困境，嚴重的供給結構失衡日益凸顯出來。亟需通過擴大有效供給不上這塊短板。
不僅如此，跟民生緊密相關的一些公共産品和服務短板現象特別的突出。由於中國的醫療衛生服務、教育服務供給不足，老百姓不但面臨著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且孩子們還面臨著上學難問題。對中韓資本而言，中國國內的醫療、養老、教育、高科技、影視傳媒等行業投資機會值得關注。因為中國的這些短板已不單單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中韓資本聯手是在造福于兩國人民。
南韓的國土面積僅僅與中國的一個江蘇省相差無幾，卻有很多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南韓作為全球製造業發達的國家之一，製造業佔據著南韓國民經濟的重
要地位。南韓三星、LG、SK、現代汽車等讓“Made in Korea”絲毫不遜色于“Made in China”。南韓的造船、汽車、電子、化工、鋼鐵等領域在全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隨著不斷崛起的中國製造業和復蘇中的日本製造業的雙重“夾擊”下，南韓製造業發展、增長乏力，面臨著競爭力下滑的巨大挑戰，因此亟需尋找新的發展戰略。當“中國製造2025”與“製造業創新3.0戰略實施方案”進一步深度融合的時候，中韓合作一定能成為中韓兩國國企業共贏的大舞臺。
中國廣闊的市場值得在座的南韓同仁期待。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已經把創新驅動上升到國家戰略，節能環保、新興資訊産業、生物産業、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製造業和新材料等新興産業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從2013年起，中國政府就從資金、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對戰略性新興産業的資金投入。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第一年，中國的最大投資機會主要就集中在七大新興産業方面。與此同時，“中國製造2025”未來升級潛力非常巨大，因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製造2025”才剛剛開始。例如在工業機器人市場，與工業自動化程度較高的南韓、日本和德國差距很大，不足三國平均水準的一半，可見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仍有巨大潛力。
“走出去”和“引進來”在不管是中國還是在南韓，都是有意義的事情，資本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走出去比引進來的意義則更大。就南韓而言，南韓國內市場非常小，只有通過向外競爭才能取得長遠的發展，因此南韓的産業政策也是積極地鼓勵企業走出去參與全球産業鏈的競爭。通過競爭，南韓企業才能夠自發改進和提升生産效率的組織方式等。中國企業走出去則有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和經濟鼓勵措施，中國的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在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提供保險和貸款融資方面的大力協助，這促使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此外，在中國國內，設立有很多試驗區，有一些面向南韓的創新業務在試驗區內先行先試，中國各級政府更是鼓勵出口市場在南韓的中國企業到南韓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等。
第三部分、中韓自貿協定下的投資機遇
中韓自貿協定是迄今為止，中國對外簽署的覆蓋議題範圍最廣、涉及國別貿易額最大的自貿協定，在一定程度上令中國消費者在涉韓消費上獲得了實惠，企業也獲得了海外市場擴張的機遇，這是利；內需拉動因海外産品的引入受到影響，企業也在商業競爭中要迎接外部挑戰，這是弊也是機遇。
數據顯示中國2008年對南韓的逆差額為382億美元， 2013年的貿易逆差額達到了919億美元，2016年的貿易逆差額為469億美元。中國對南韓的貿易逆差長期存在對中國而言是優勢，在這種背景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非是為了解決逆差問題，而是為了實施更高層次的戰略。
我此前多次撰文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必須依靠製造業的強大，綜合整體來看，中韓兩國有較好的地理位置，兩國之間的産業鏈有所不同，能夠形成較好的優勢互補。在中韓自貿協定的背景下，中國可以從南韓引入相關的産業鏈技術和設備，完善各種行業的上中下游産業鏈，從而促進中國實體産業、製造業的穩定發展，繼而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支撐作用。
在這種戰略下，中韓經濟都會因此得到支撐，在中國經濟增速乏力的情況下，兩國之間的産業鏈整合有助於中國經濟縮短築底週期。從更高一步的戰略來看，
中韓自貿協定也是對中國産業鏈逐步完善的一次重要試水，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也可以為中國未來的全球産業鏈發展鋪好發展道路。
此外，由於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自貿協定因為各種因素未能達成一致性意見，因此一直沒有出現實質性進展。在中韓兩國達成自貿協定並已經實施的背景下，被“孤立”的日本應該會加速與中韓兩國的談判，並有可能在更多的範圍中妥協，對三國之間的貿易協定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實際上，自由貿易協定的實行，不會是只是關注貿易，會通過貿易加強對科教文衛等領域的相互合作，促進中韓兩國各方面的積極發展，長期有利於兩國經濟和各個領域的健康發展。
在發展貿易往來的同時，中韓兩國的金融合作範圍越來越廣，人民幣業務、債券市場、資本市場等合作已經展開。儘管南韓貨幣並非世界貨幣，但人民幣業務方面的合作有利於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以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隨著金融合作的進一步升級，南韓資金也會進入中國尋找各類投資機遇，其中就包括投資中國的中小微企業，也有利於再度緩解企業的融資難問題。而且，中韓兩國專門設置了事前磋商機制，以此應對投資者與國家的投資爭端問題，可以通過兩國金融主管部門就爭議開展磋商，有助於以協商的方式解決分歧。
從整體來看，中韓兩國實現自由貿易還將為兩國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推動東亞的經濟發展併為多國企業帶來更好的發展機會。對消費者而言，關稅的下調令中國消費者能夠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到南韓家電、日用品、服裝、鞋靴等産品，南韓消費者也能以較低的價格獲得中國産品，這種消費將在降低貿易成本的同時，創造更大的共同市場和更好的商業環境，為人們帶來的實惠。
從當前情況來看，已經實施的中韓自貿協定暫時還沒有讓我們的生活發生太多變化，但各種機遇已經浮現。一系列的優惠措施能夠讓更多的企業實現“走出去”戰略，進入市場環境、金融環境都相對成熟的南韓，進一步推動出口和直接對外投資的發展，有助於中國企業在利益共同體中率先熟悉海外市場，試水中國企業未來的國際化。
在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之後，中國未來必然會和更多國際影響力更強的國家以及經濟體，簽署覆蓋議題範圍更廣、涉及國別貿易額更大的自貿協定。這也表示在對外不斷開放的背景下，中國涉及對外貿易的行業、企業將在未來有著較好的發展機遇，與外貿相關的金融服務等工作也會成為未來的熱點行業；另一方面，未來必然將有更多的海外人士因受惠于各種自由貿易協議進入中國，因此相關的涉外服務業務也將逐漸因海外人士的增多而擁有更多空間。
第四部分、中韓新興領域合作迎來春天
中韓資本合作不僅僅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方面，新興領域內的合作同樣是陽光明媚的“春天”。2015年12月20日，《中韓自貿協定》生效，以此為開端，中韓形成了一個總人口超過14億的巨大市場。隨著中韓自貿協定的逐步落實，將給兩國經貿往來和企業發展帶來更多利好。在這個巨大的市場裏面，中國有大量的財力資源、南韓有先進的技術，應該説兩國戰略合作的空間巨大。中韓雙方完全可以發揮各自優勢，拓展新興領域合作，以增強中韓兩國經濟增長的活力，孕育出亞洲經濟增長的新亮點。
中韓兩國的政府、企業都要關注新興領域。特別是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和東北三省，這兩個地區都具有較大的成本優勢，兩國資本可以考慮以此作為核心平臺，在通訊、物聯網、電子資訊、生物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領域方面進
行更加深入的合作。
中韓兩國經濟關係互補性很強，目前也是中韓經貿投資的“蜜月期”，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給中韓合作提供一個可持續的投融資市場。相信兩國的友好關係無疑將為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為人類共同繁榮作出貢獻。就資本方面而言，用貴國鄭淳元先生(大富配天投資有限公司首席投資官、副董事長)的話來講，就是中國體制有很多好處，相對適合資本做長期計劃。南韓目前已進入低增長時代，日本已經失去了20年，南韓需要增長，中國需要升級，兩國文化的共同基礎也有，只要門當戶對就可以結婚了，“混血”能夠提高合作成功的概率，雙方優勢互補就可以把蛋糕做大，然後就是合理合法地分成蛋糕。
“十三五”期間中韓在很多領域都可以合作，若南韓的中間産品、配件類的企業，能夠進入中國跟中國當地企業進行合作，將會極大地提升中國製造業的水準。南韓製造業有很多技術都可以直接運用到中國製造業上面。包括中國經濟特區的開發、資本市場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有中國製造2025。特別是中國製造2025，南韓三星對中國的貢獻極大，在中國的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三星半導體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目前已形成産業集聚效應，預計三星在今年內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可能還將會進行第二階段投資。
南韓的三星在這些方面是其他跨國企業的典範，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目前，三星在中國基本上形成包括研發、生産、銷售等完整的産業鏈條，業務涉及電子、重工、化學、金融等眾多領域，三星已經變成非常成功的中國本土化企業。同時，三星也是中韓兩國産業友好合作的典範，不只是在中國生産好的産品，而且還把可持續發展、共用發展理念等帶到了中國。
我知道，雖然中韓兩國間隨著自貿協定的簽署，打開了全新的機遇，最近很多南韓企業都特別願意跟中國企業愉快合作，與此同時可能也會有一些擔心，在中韓自貿協定簽署前夕，據南韓媒體報道曾經進行過一項調查，顯示近半數的南韓中小企業認為，進入中國市場的障礙在於對於中國市場的不了解。我認為這是由資訊不對稱導致了很多偏見和誤解，希望通過這次論壇能夠讓南韓的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和投資機會有一些了解，有機會歡迎到中國實地去考察。中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樂土，密切關注其變化趨勢的都將會獲得豐厚的回報。
The Bell主辦、Chinese Venture聯合主辦的這次“中韓經濟論壇” 非常有意義。中韓兩國現在處在建交以來最好的階段，兩國都需要不斷通過創新推動産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並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本次中韓經濟論壇的成功舉辦，為兩國經濟領域的友好合作架起了一座橋梁，有利於兩國産業合作，希望南韓企業能夠在中國尋找到更多的投資機會，未來五年是中韓兩國産業投資合作的最佳時期。
總結：中韓在新興領域合作進入提速期
綜上所述，“中國資金+南韓技術”有望成為中韓經貿合作新模式。與此同時，南韓企業需要擁有與時俱進的智慧，充分利用中韓自貿協定帶來的機遇，加強在戰略新興領域內的合作，通過雙方互信了解和經貿往來，積極應對來自世界市場的變化，提高中韓兩國在全球産業價值鏈中的價值和地位，推動中韓兩國國際地位的提升。
(責任編輯：羅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