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記者 楊富春 通訊員 彭文潔

　　5月，犁耙水響。中國農谷荊門，春播正忙。

　　荊門，土地流轉面積已佔承包耕地的71%，新型經營主體突破2萬個，其中專業大戶8995個、家庭農場1717個。

　　面對種糧成本上升、糧價下滑的雙重擠壓，種糧大戶有何心聲？記者連日來，走訪3位家庭農場主，傾聽其困惑與期待。

　　設施農業對衝風險

　　6日，京山縣永興鎮蘇余畈村，崢嶸農莊種植專業合作社，200多畝大棚內，草莓正紅，西瓜碧綠。

　　合作社理事長劉若崢，不時擦試著被水霧打濕的眼鏡片。他説：“今年再挖100畝堰塘，擴大養鴨規模，不然這玉米咋辦呢？”

　　劉若崢1300畝旱地去年全種了玉米，收穫200萬斤，由於價格低迷，從1.2元/斤跌到0.8元/斤，現在還有60萬斤沒賣。

　　畢業于河南農業大學的劉若崢，2003年從河南跑到湖北，在蘇余畈村流轉土地種糧，面積逐步發展到目前的5000畝。“去年糧價斷崖式下跌，為分擔風險，才投資設施農業。”劉若崢説，年初買了1萬隻鴨苗，用玉米飼料喂鴨，以消化庫存。

　　京山縣錢場鎮橋河村，農場主周和明滿臉焦慮，倉庫裏堆滿稻穀和玉米，稻穀以1.35元/斤賣了160萬斤，還剩150萬斤。

　　周和明家農場流轉3400畝地，其中種糧2800畝，經濟作物600畝。周和明辦有一個米廠，生産“龍泉牌”大米，去年以來一直開工不足。“稻穀加工成大米，成本就要2.2元/斤，進口大米到岸價才1.6元/斤，沒辦法搞。”

　　為分散種糧風險，周和明想了不少招：利用育秧大棚空閒期種蔬菜苗，籌資建草莓大棚，種對節白臘等花卉苗木。

　　周和明告訴記者，“設施農業投入大，一個2畝大棚成本15萬元，每年還要換薄膜、配滴灌設備等，年成本要6000元左右。”“200畝大棚長期用工20多人，另外每年臨時用工在3000個左右，每個工至少150元，成本太高。”劉若崢説，家庭農場種糧是根本，但單純種糧，誰能保證不虧損呢？

　　種糧成本高在何處

　　種糧不賺錢，糧價低迷是其一，種植成本高是另一原因。

　　鐘祥市胡集鎮湖山村新佈局穀物種植專業合作社，流轉1.43萬畝土地（按當地計算方式，1畝為1000平方米），種植水稻和小麥，每畝成本2027元。

　　理事長李逢蘋説，合作社採取工廠化管理模式，設技術員、站長、田管員三級，管理成本很高，但保證了産量和品質。

　　“風調雨順年景，每畝收益在200元至300元。”李逢蘋説，這是合作社利用議價能力，以遠低於市價拿到種子、化肥、農藥，並且在油價走低時屯集柴油，強力壓縮農資成本的結果。

　　“農田基礎設施薄弱，土地平整標準低，也是種糧成本高的原因。”劉若崢説，“2013年，國土部門允許種糧大戶自己整理土地，每畝整治費2500元，但必須連片萬畝以上，門檻過高。”

　　李逢蘋亦有同感。她説，合作社流轉了1.43萬畝土地，爭取到了自己整治土地的指標，但2500元/畝的標準偏低，合作社又拿出70萬元，增加土地整治費用，來建設高標準示範農田。

　　資本下鄉抬升土地流轉費用，讓真正的種糧大戶難以承受，荊門畝均流轉費多在千元以上。劉若崢説，種植糧食作物，每畝流轉價格如果超過500元，就很難有利潤。今年初，崢嶸農莊與村民協商，將每畝水田流轉價由600斤稻穀降為450斤。

　　種糧大戶的期待

　　雖然種糧利潤有限，稍有天災便會虧損，但荊門多數家庭農場仍在堅守，憑著對土地的情感，依靠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緩解種糧之困。

　　新佈局穀物種植專業合作社擁有200多臺農機，為5萬多畝家庭農場提供服務，並以新佈局為龍頭，帶動眾多小型家庭農場，打造“1+N”的服務模式，提供農機、農資、金融服務。“我國家庭農場平均規模只是日本的1/4，美國的1/400。農企沒有‘航母’，‘小舢板’多，抗風險能力極弱。”李逢蘋説，我們合計著，能否用農民存在合作社的土地流轉費，提供給需要資金的小型家庭農場，雙方都受益？但不知政策上有無風險？

　　李逢蘋建議，有合格糧庫的家庭農場，也能納入中央糧食儲備庫，通過收儲補貼，增加種糧大戶的收入，國家加強監管即可。

　　劉若崢建議，糧補都直接給了農戶，現在家庭農場已成糧食生産主力軍，國家該給大戶補貼，無論是按流轉土地面積，或是按售糧數量都行。政府應成立農業擔保公司，針對農業生産週期，設計適合其特點的金融産品。“希望政府對具備規模、集約化生産的家庭農場，從資金、政策上重點扶持，惠農政策應有配套項目跟進。”周和明説，“應解決資本下鄉與農業深度融合的問題，不能過度衝擊家庭農場。”

　　3人都有一個共同心願：讓農業成為賺錢的行業，農民成為有尊嚴的職業，農村成為人們嚮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