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轉基因成分檢測的精度可達到0.1%，也就是説如果1000顆玉米中混雜了一顆轉基因玉米都能被檢驗出來。”近日，在與科技日報記者談到轉基因安全時，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副院長黃崑崙打了這個比方。

　　轉基因安全一直牽動著國人敏感的神經。通過將人工分離和修飾過的基因導入生物體基因組中，轉基因技術帶來更優的生物體遺傳性狀，也帶來對其安全性的連綿爭議。

　　“目前，我國轉基因重大專項中有25%的經費用於研究生物安全，這個比例在所有的重大研發計劃中是最高的。”在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看來，我國已經建立了轉基因國家安全監管體系、安全服務體系和平臺，培養了一批掌握技術的人才隊伍，有能力確保轉基因産品産業化的安全。

　　我國的安全評價慎之又慎、嚴之又嚴

　　“任何新技術的應用都可能存在風險。轉基因技術如此，人們熟悉的雜交育種技術也是如此。”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林敏説，在各類生物育種技術中，迄今只針對轉基因技術建立了系統的安全體系，這足以克服和避免應用轉基因技術帶來的潛在風險。

　　在轉基因安全管理方面，我國早在10多年前就與發達國家接軌。1993年，國家科委制定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導性文件。1996年，農業部正式實施《農業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2001年5月23日，國務院又頒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這標誌著我國將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從研究試驗延伸到生産、加工、經營和進出口各環節。”林敏説。

　　應用轉基因技術帶來的潛在風險涉及生態環境安全、人畜安全等多方面的問題，因此轉基因安全性評價包括食用安全性評價和環境安全評價，其中食用安全性評價主要包括營養學、毒理學和致敏性評價等內容。

　　“2009年，轉基因抗蟲水稻獲得國家農業部頒發的轉基因安全證書。在此之前，我國已對該品種轉基因水稻進行了長達11年的安全性評價。”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説，我國對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評價慎之又慎。

　　“根據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在評價抗蟲作物時毒理學試驗只要求做大鼠90天餵養和口服急性毒性試驗。但我國在這些試驗以外，還增加了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中沒有要求的三代繁殖試驗、慢性毒性試驗和致畸試驗。”黃大昉説，從生物學上來説，小鼠的90天相當於70歲人的9年時間，我國對轉基因水稻食用安全的試驗已經超出實際要求。“而且我國轉基因安全證書的有效期為6年，可以及時甄別潛在風險。”

　　“在轉基因方面，我們有過硬的産品，在轉基因水稻研發方面甚至是領先的，但還不能推出産品，這就在於政府部門對風險的嚴格把控。”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楨説。

　　數字説明瞭同樣的趨勢。截至2012年，農業部共受理了192家研發單位的生物安全申請1525項，最終僅對轉基因抗蟲棉花、抗蟲水稻、植酸酶玉米、抗病毒木瓜等7種作物發放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而最終真正進入商品化生産的作物只有轉基因棉花和木瓜。“最初安全申請與最終獲得安全證書之間的懸殊數量，也説明瞭我國轉基因安全評價程式的嚴格。”林敏説。

　　技術確保我國在該領域自主、可控、領先

　　嚴格轉基因管理程式的同時，不斷提升的科技水準成為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又一道保障。

　　2008年，我國開始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實施。大量經費被用於轉基因生物安全。近十年來，我國共研製轉基因環境安全評價技術新方法69項，食用飼用安全評價技術新方法30項，檢測監測技術新方法95項，制定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技術標準和規程3項，轉基因生物檢測技術標準89項，研製標準物質25種。這些技術、標準、規程形成了高精度、高通量和高效率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和檢測監測的技術體系，並已應用到農林、質檢等行業國家轉基因産品監管中，大幅度提高了我國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在重大專項支援下的模擬胃腸道消化穩定性、轉基因生物蛋白與微生物蛋白表達分析等研究成果可以幫助科學家在體外模擬人體、分析人體是否可以消化轉基因作物中目的基因表達的蛋白質。作為評價轉基因作物是否存在毒性或潛在致敏性的科學數據，這些成果已經制定為國家標準，這也是世界上首次制定的標準。”黃崑崙説，我國在轉基因生物安全領域的很多工作具有獨創性，確保我國在該領域自主、可控、領先。

　　“美國曾經準備把沒有經過我國批准的一種轉基因抗蟲玉米出口到中國，結果在海關被查出來了，這裡用的就是轉基因重大專項研發的技術。”萬建民説，生物安全檢測監測技術的提升保障了我國生物安全，也使我國突破了發達國家在轉基因安全管理方面設置的技術壁壘。

　　截至2015年，已有42個轉基因檢測機構通過“2+1”認證，形成了功能完善、管理規範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檢測體系。應用已有技術，可對轉基因産品成分、環境安全、食用安全進行全程安全檢測、監測、評價。

　　全球最嚴標識制度確保知情權

　　“我國在轉基因作物方面採用了強制性標識方法，是世界上唯一進行定性標識的國家，即只要産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就必須標識。”林敏説。

　　根據我國《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規定，凡列入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目錄並用於銷售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必須進行標識；未標識和不按規定標識的，不得進口或銷售。

　　世界其他國家的轉基因産品標識制度分為“自願標識”和“強制性標識”兩種。例如美國、加拿大以及阿根廷等國家採取轉基因自願標識管理政策。歐盟國家與我國一樣採取強制性標識管理政策。“但在歐盟國家，相關産品轉机基因成分的含量只有高於0.9%這一閾值時才需標識。在日本這一閾值被定為5%。”林敏説。

　　“我國制定的轉基因成分檢測標準遠低於日本、歐盟等國家地區轉基因成分標識的閾值，也就是説在標識管理上，我國是世界上最嚴格的國家。”黃崑崙説。

　　生物安全管理理念決定著轉基因技術政策以及産業的走向。包括轉基因生物標識制度在內的安全管理政策常被作為搶佔市場和技術制高點的壁壘。

　　“近年來，國際方面在生物技術安全管理上有所鬆動。雖然有爭議，但一些主流科學家仍認為，一部分基因編輯技術沒有涉及到外源基因，管理不需要那麼嚴格。”黃大昉説，“一位美國農業部官員透露，美國在轉基因監管方面將有新政策出臺。以基因組編輯為重點的新技術是否還要監管和審批，正在制定相關新政策。美國的轉基因油菜等已通過審批可以投放市場，這種發展的勢頭需要引起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