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我國扶貧開發的制度性改革，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的一個重要內容。

　　《意見》對貧困縣和貧困村的退出標準做出怎樣的規定？如何防止地方為了政績，由爭先“戴帽”變成爭先“脫帽”？如何提升貧困群眾的內生發展動力？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新聞發言人蘇國霞對此進行了解讀。

　　2%和3%的標準兼顧了現實和國際慣例

　　《意見》對貧困縣和貧困村的退出標準做出規定，明確貧困村貧困發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區降至3%以下），貧困縣貧困發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區降至3%以下），就可以退出。

　　這一標準是如何確定的？

　　“這個標準經過了反覆研究，總結了地方經驗，參考了國際慣例。”劉永富回應指出。

　　蘇國霞介紹，建檔立卡數據顯示，我國貧困縣平均貧困發生率17.3%、貧困村為16.9%。“我們做了測算，到2020年所有中部縣貧困發生率降到2%以下，西部降到3%以下，將剩下800萬貧困人口，通過低保、醫保和養老保險等措施，能夠確保他們到2020年收入都達到國家扶貧標準以上，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蘇國霞説，此外，從各國減貧經驗看，一般一個國家的貧困人口降到3%左右，就很難通過開發的措施來解決貧困問題，需要用保障的措施兜底。

　　堅決杜絕“數字脫貧”“假脫貧”

　　1986年，我國第一次制定國家扶貧標準，為農民年每人平均純收入206元，2001年提高到865元，2011年提高到2300元。到2015年，這個標準的現價達到2855元。

　　劉永富介紹，目前我國有12個省市制定了高於國家標準的地方脫貧標準，一般在4000元左右，高的達6000元以上。

　　《意見》明確，貧困退出機制將堅持正向激勵原則，貧困人口、貧困村、貧困縣退出後，在一定時期內國家原有扶貧政策保持不變，支援力度不減，留出緩衝期，確保實現穩定脫貧。

　　一些貧困縣領導，為了追求短期政績，搞“假脫貧”“數字脫貧”，貧困群眾往往“被脫貧”。這些現象應如何避免？

　　“在一些地方，有的村還有百分之十幾的貧困人口，就準備脫貧摘帽，這已經引起了我們的重視。”劉永富強調指出，不能因為以前為了要政策、要補助，就把農民算成貧困戶。現在要求脫貧摘帽了，要政績，就把窮人都算出去，要堅決杜絕“數字脫貧”“假脫貧”的發生。

　　劉永富表示，國務院扶貧辦將採取一系列措施，確保貧困縣和貧困村的按期退出，確保退出品質。

　　用政策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

　　目前，各地對於脫貧的積極性很高，但是貧困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仍有待進一步發掘。貧困退出機制的政策時間表明確之後，應如何提升貧困群眾的內生發展動力？

　　對此，劉永富指出，如果群眾不發動起來，僅僅靠“送”，長期下去就會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對這一問題也要綜合施策：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要進行調整，另一方面要組織動員群眾，讓貧困群眾不僅有想法，而且有辦法，嚮往美好的生活，自己去努力實現脫貧。

　　“以前幫扶貧困人口，就是送錢、送物、送樹苗、豬崽、羊羔，年年扶貧年年貧。現在我們要改變觀念，這個村脫貧的計劃是什麼，能幹幾件事情，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適合養羊的養羊，適合種樹的種樹。”劉永富指出，未來國家的政策要實現“真幹真支援，大乾大支援，少幹少支援”。（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