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10日發表專欄作家沃爾夫岡·明肖撰寫的題為《全球化在西方為何失敗？》的文章。文章説，在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化正在失敗。這一曾被譽為可以帶來普遍好處的進程，如今正遭遇政治上的反彈。為什麼會這樣？至少在歐洲，主流的看法是，這是因為西方各國疏于推進提升我們全球競爭力所需要的各項經濟改革。

　　我想提供另外一種看法。實際上，全球化在西方失敗的原因，在於各個民主國家未能應對好全球化必然會帶來的各种經濟上的衝擊——例如，實際平均收入20年來的停滯。另一衝擊是全球金融危機（全球化的後果）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永久性影響。

　　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全球化與技術進步的結合已經摧毀了老的工人階級，如今又對中産階級下層的技術性工作構成了挑戰。因此，選民的造反並不令人震驚，也並不荒謬。如果勞動力市場改革可能導致法國選民失去工作（又無望獲得新工作），他們為何還要為此歡呼呢？

　　有些改革收到了成效，但請捫心自問一下是為什麼。德國2003年受到讚譽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在短期內取得了成功，因為改革通過低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工資水準提升了德國的成本競爭力。德國的改革之所以實現了近乎充分就業，僅僅是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國家這樣做。如果當時有其他國家效倣這種做法的話，德國改革的結果將不會是利大於弊。

　　德國的改革還有一大弊端。改革降低了德國産品的相對價格，推高了凈出口，從而引發大規模儲蓄外流（儲蓄外流是導致了歐元區危機的各種失衡的深層原因）。此類改革很難成為發達國家解決全球化問題的良方。

　　也沒有任何事實證據表明，已進行改革的國家表現得更好或者更有能力應對民粹主義的崛起。美英兩國的市場結構比多數歐洲大陸國家都更自由。然而，英國可能將要退出歐盟，而美國共和黨或許將要提名一個極端民粹主義者為本黨總統候選人。芬蘭在所有競爭力排名中都處於領先位置，但其經濟已陷入復蘇無望的窘境——該國還有一個強大的民粹主義政黨。改革在經濟上的效果通常比支援改革者願意承認的還要不明顯。而且，改革與民眾對老牌政黨的支援之間沒有直接聯繫。

　　我的判斷是，全球化已經在政治和技術上席捲了西方社會。我們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逃避全球化。但我們必須設法控制住這種變化。這意味著我們要承認，現在或許並非締結下一個貿易協定（或者説市場自由化協議）的最佳時刻。

　　不久前，德國爆發了反對美歐之間《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該協定較具爭議的一點是，它將削弱參與國的法律自主權。

　　過去2年，針對全球自由貿易（尤其是《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的好處，德國公眾輿論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YouGov做的一項民調顯示，2014年，將近90%的德國民眾支援自由貿易。如今，這一比例已降至56%。同一時期，徹底反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的人所佔比例已從25%上升至33%。這些數字並不表明，歐盟應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但這些數字的快速變化應成為提醒政客們謹慎行事的警示信號。

　　我不明白德國社民黨主席、經濟部長西格馬爾·加布裏爾為何如此熱情地支援《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如果他真的希望阻止本黨支援率下滑，他應該更願意考慮《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帶來的政治代價。難怪反移民的德國新選擇黨的大量支援者原先都曾是社民黨的支援者。

　　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説不，至少可以去除導致反歐盟或反全球化情緒高漲的一個因素。該協定微弱的經濟上的好處，不足以抵消締結協定帶來的政治後果。

　　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支援者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都造就了輸家。按照設想，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都本應創造一種沒有人變窮、而有些人或許會變得更富的局面。

　　這種局面並未出現。我們已經在接近這樣一個時刻：全球化——特別是歐元區成員身份——不僅對社會中的某些群體，還對整個國家造成了損害。如果政策制定者對此無所作為的話，選民們肯定會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