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證券日報，近期，一些境外機構和媒體又開始擔憂中國的債務問題了，稱中國遭遇到了與2008年美國同樣的“明斯基時刻”；境內也有學者借用“明斯基時刻”這個概念。那麼，中國的債務壓力究竟如何？是否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呢？

　　按照公開統計數據計算，2015年中央和地方債務餘額約為26.2萬元，除以當年GDP總額，總負債率是38.7%，不算很高。但地方政府負債率達到23.6%，屬於偏高區域。還有人估算地方政府的債務率超過100%。2015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報告稱，2014年末中國實體部門(不含金融機構)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實體部門杠桿率為217.3%。

　　匯豐銀行測算的結果是，截至2015年，中國債務規模與GDP之比達249%。一部分是對外債務，國際清算銀行計算為8770億美元；另一部分國內債務，主要集中在企業(尤其是國企)債務。截至2015年末，政府債務與GDP之比為44%。如果將政府的或有負債包含在內，政府債務總規模與GDP之比會擴大至接近64%；但即便是按照這一水準來看，政府負債總體仍屬可控。

　　儘管這些數據的口徑有些區別，但都反映出中國地方債務水準偏高和企業債務負擔偏重的現實；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債務率很低，居民債務率很低，大有調節餘地。針對這些問題，2016年，中國政府鮮明地提出並紮實地落實“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政策，高度重視低效債務、冗余債務、風險債務問題，也採取積極措施彌補短板，釋放改革紅利。其中一項重要改革訴求，就是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通過擴大資本市場規模，拓展資本市場深度，將大量的儲蓄資金轉為股權投資，是我們具備的優越條件。

　　截至目前，我國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總規模的比重僅為13.9%，這一數據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甚遠，如美國，2015年直接融資規模佔比超過80%。中國完全可以通過制度調整，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降低實體經濟的債務負擔。

　　筆者認為，考察中國政府和企業的負債率、杠桿率問題，既要看國際上的一般經驗，也要看本國具體實際；就國內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來説，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形。負債壓力大不大，杠桿率高不高，關鍵還是看資金使用的效率如何，看經濟結構和融資結構調整的空間多大。

　　在美國很流行的“明斯基時刻”是個什麼概念呢？簡單説，就是資産驟然大幅貶值，債務大範圍違約，金融危機即將引爆的時刻。因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首先提出，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明斯基及其思想因2008年金融危機而名噪西方學界，其邏輯關係大致可以概括為：投資波動是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而其微觀基礎便是金融不穩定性，即借款人和貸款人的風險波動。這個説法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也談不上有多麼高深的內涵。

　　對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説，發展經濟都需要負債。從2000年到2015年，全球經濟都是在債務的基礎上發展的，債務基本是GDP的3倍以上，部分發達國家甚至是3.8倍。可以説，債務風險在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是客觀存在的；但風險會不會像暴風雨一樣來臨，其實是由經濟體系、社會風氣、人民心態的疊加成效來決定的。

　　美國社會長期寅吃卯糧，人們無節制消費和浪費，金融寡頭貪得無厭、翻雲覆雨，危機不來反而是奇怪的。而中國，不僅總的負債率可控，而且，外債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範圍內較低。同時，中國GDP的總量在全球排第二位，解決債務問題的手段也比其他國家多。

　　可以説，雖然中國存在“債務風險點”，但不具備“嚴重債務風潮基礎”。

　　筆者認為，不斷涌現出來的各種危機概念，作為對全球經濟發展中新問題的思考和提出警示，本身是值得尊重和重視的。但如果拿這些概念硬套在所有新興經濟體身上，則會編織出一張“失真的全球畫卷”。

　　中國的發展有自身獨特的邏輯。中國經濟發展有政治制度優勢，有區域互補優勢，有內部市場潛力，有技術升級空間，還有國際合作需求，但需要加強法治化和深度市場化。這才是中國經濟的真實“性狀”。

　　-董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