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達海，出海門戶。地處長江入海口的上海，擁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無論是從經濟發展水準、國際化程度看，還是從城市規模和能級考量，上海都是當之無愧的“龍頭”。

　　然而，“龍頭”是榮耀，也意味著更多的責任。數位上海智庫專家在接受《經濟日報》採訪時表示，多年來上海服務於長江經濟帶的定位一直沒有變，但在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理念下，上海必須充分把握這一國家戰略帶來的新契機，跳出“一畝三分地”思維，在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大格局中謀篇佈局。

　　産業發展更加注重“成色”

　　“東有迪斯尼，西有夢工廠。”在上海徐匯濱江的一片工地上，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夢工廠、蘭桂坊和華人文化産業基金聯手打造的東方夢工廠項目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中。建成後，它將與浦東迪斯尼樂園遙相呼應，成為上海文化産業的新一極。

　　更令人期待的是，隨著西岸藝術中心、龍當代美術館等項目的陸續建成開放，徐匯濱江將成為融合文化傳媒、創新金融、綜合商貿等特色産業的高端現代服務業集聚區，或將改寫上海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版圖。

　　在上海社科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周馮琦看來，將過去盤踞在江岸的老碼頭、舊廠房等業態搬出，取而代之的是綠色低碳、高附加值的新産業，不僅實現了公共空間的“還江於民”“還綠於民”，重構了生態廊道，還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可謂多贏之舉。

　　長江經濟帶屬於流域經濟，加之各城市群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産業同構與無序競爭的現象廣泛存在，從根本上影響了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為此，上海提出協同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目標，通過探索跨行政區、開放式産學研一體化發展機制，整合科技創新資源，鼓勵創新要素在長江流域自由流動，使創新真正轉化為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的內生動力。

　　“不僅如此，上海還提出深化長江流域園區與産業的合作，大力發展資源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友好的産業體系。”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副主任嚴軍表示，一方面，在總結上海産業園區跨區域合作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推動沿江園區合作的常態化；另一方面，加快上海的金融保險、融資租賃、航運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向長江中上游拓展延伸，深化區域旅遊等産業合作，不斷提升長江經濟帶沿線園區和産業發展的能級。

　　周馮琦認為，上海加快推進科創中心建設，必須要有堅實的産業支撐，而在産業選擇上，更要立足長遠、有取有舍。目前，上海正按照“提升優化一批、梯度轉移一批、關停淘汰一批”的思路，優化存量，化解過剩，繼而實現産業轉型。

　　“只有將生態環保作為開發建設的‘硬杠杠’，節能低碳作為項目引進的‘高門檻’，綠色發展、迴圈發展、低碳發展，才能真正成為長江經濟帶産業發展的主流。這一點上，上海走在了前頭，未來仍須繼續領跑。”周馮琦説。

　　自貿區探路“雙向開放”

　　開放，是上海最大的優勢，也是推動長江經濟帶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最有效途徑之一。

　　長江歷來被認為是一條“黃金水道”，依託這一黃金水道，形成東西互動、協調發展、全方位開放的發展新格局，既可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由東向西梯度推進，形成新的發展動力，也可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的一份調研報告提出，在長江經濟帶建設中，上海應充分發揮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示範和帶動作用，著力推進海關監管創新、航運功能拓展、服務平臺搭建等工作，推動長江經濟帶“互通互聯”建設，不斷深化長江流域改革開放。

　　去年以來，上海圍繞現代集疏運綜合體系建設目標，全力推進“水陸空”建設，著力完善長江經濟帶最後一環，與長江流域省市攜手提升“江海直達”效率。上海還在“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將與沿江省市共建長江經濟帶，在構建沿江綠色生態廊道的基礎上，打造綜合立體交通走廊，深化沿江港口協作聯動，強化大通關協作機制，加強長江經濟帶統一市場建設等。

　　與此同時，隨著上海自貿試驗區改革向縱深推進，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創新舉措正在長江經濟帶流域得到推廣與共用。上海在全國率先啟動了“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並推動長江經濟帶流域實現了通關一體化改革全覆蓋，形成了安全、高效、便捷的口岸管理體系。據統計，2015年由上海口岸完成的進出口貨物總值達6.8萬億元，佔全國外貿總額的27.6%。

　　“改革創新正成為更深層次的引領。自貿試驗區成立兩年多來，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方面的集聚輻射效應正不斷顯現。”嚴軍表示，下一步，上海將與長江經濟帶沿線省市加強聯動協作，進一步提升長江流域産業行動水準，不斷釋放自貿試驗區在創新上的實踐優勢、在要素集聚上的平臺優勢，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發展環境優勢。

　　合力探索協同發展新機制

　　從水生態治理到航道開發利用，從産業結構調整到統一市場建設，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僅靠單個城市去推進，既不現實也不會成功。

　　“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是個大課題，除了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外，還需要建立利益協調共用的合作機制。”周馮琦坦言，唯有形成了“共同體”機制，才能有效發揮出頂層設計的作用。

　　這一觀點得到了嚴軍的認同。他認為，要把行政協調機制真正轉向利益協調機制，首先要加強長江經濟帶的規劃銜接，著力建立起統籌協調、規劃引領、市場運作的新機制。

　　據悉，長江經濟帶現有的協調機制主要包括長三角聯席會議、長江黃金水道推進工作機制、長江經濟帶城市協調會等。借助上述機制的運作平臺，加強與相關部委的聯繫合作，建立省際合作交流對接，可有效統籌協調長江經濟帶在規劃、政策和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作為生態及可持續發展專家，周馮琦認為，當務之急是建立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市場化運作平臺。“上海作為水資源受益方，一方面有能力為上游地區提供必要的生態補償，另一方面對長江水資源也有著更高的品質要求。‘十三五’期間，上海要主動開展長江流域橫向生態補償工作的研究，探索建立生態補償機制”。

　　“上海還應發揮好自身的技術優勢和産業優勢，探索推進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等交易制度，用市場化機制推進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周馮琦説。

　　嚴軍認為，發揮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優勢，為區域發展提供綠色金融支援，這是上海獨具的優勢之一，此舉將有利於促進長江經濟帶統一市場的建立。他建議，應研究設立長江開發銀行或長江發展基金的可行性，擴展長江經濟帶與國外金融市場的聯通互動，發揮好上海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功能，夯實長江經濟帶建設的金融支撐。

　　事實上，生態文明建設從來就不是孤立的問題，儘管長江經濟帶各段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主線沒有變。如今，千帆競發春潮涌，百舸爭流正逢時。“龍頭”上海已做好準備，將舞出更多精彩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