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亞洲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的區域貿易安排——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各領域談判持續進行，各方都在努力，力爭在2016年完成，以推動亞洲經濟深化融合發展。自2013年5月正式啟動，RCEP談判迄今已3年時間，期間世界和亞洲都發生了很多變化。要切實推進區域經濟合作，有必要理清這些變化並尋找新突破點。

　　其一，世界經濟低迷，亞洲增長放緩。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主因，同時，也不能忽視全球化發展階段性特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回顧過去十多年來的發展，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全球和地區分工不斷深化、生産網路迅速擴張的基礎之上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生産佈局，著重提高産品內分工或水準分工的程度，將“價值鏈”改造為“生産網路”。在此階段中，全球化的紅利又一次被大量釋放。東亞區內分工迅速深化並形成高效的地區性生産網路，享受了全球化紅利，進而推動本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

　　但全球化的發展有其規律，隨著“國際生産網路”日趨成熟，早前擴張式的增長消失了，經濟和貿易增速放緩實屬必然。與此同時，亞洲的最終消費品和資本品貿易量則在上升，雖然尚不能彌補中間貿易下滑帶來的不利影響，但也反映出一些積極變化。

　　從上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初，東亞經濟結構實現了從“雁行模式”到“生産網路”的超越，在享受高增長的同時，仍受外部需求和跨國公司生産佈局的制約。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一直渴望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增加主動權。因此，未來的合作應該抓住全球化發展的新特點，推動地區經濟結構更加均衡和成熟。

　　其二，儘管增長有所放緩，但經濟結構與制度建設或更加匹配，推升地區國家參與區域合作的積極性。

　　如前所述，東亞地區的經濟結構牢固建立在本地區生産網路之上。中國入世後，亞洲乃至全球的資金、資源、技術和人員加速涌向中國，中國成為地區生産網路的“歸集點”，中日兩國分別扮演區內的主要生産者和主要消費者，東盟、南韓、澳大利亞等分飾一角，按理説地區合作應該以中日兩國為軸。但受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是以東盟為中心，導致制度建設與經濟結構不是完美匹配，加之某些域外國家干涉，經濟一體化進程落後於歐洲和北美。

　　2013年前後，中國經濟逐漸轉向“新常態”，東盟、印度等在地區中的生産性作用上升，日本作為最終消費者的地位下降，東亞地區的經濟主軸開始以中國為基點，出現順時針向下轉動的傾向。如此，為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合作機制提供了更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説早前東盟“小馬拉大車”是無奈之舉，那麼現在主動掌舵的意願或許更加強烈。這樣就部分解決了東亞地區的制度建設同經濟基礎不匹配的問題。

　　其三，作為同類事物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率先完成談判，給亞洲經濟合作帶來不小衝擊。

　　在TPP談判完成前，亞太地區同時存在多個區域合作構想，進展各不相同，多停留在盤中階段。TPP結束談判，相當於率先破局，導致非TPP國家國內出現搖擺論調，擔心在經濟與安全上受損。

　　事實上，無論從制度層面還是從經濟層面，TPP實際影響都有待評估。

　　首先，TPP最終成果有限。美國為儘早達成協定不惜多次放寬條件，基本放棄了原來主張的白金標準，加之區內國家差異太大，一些領域的保護期較長，能否産生明顯貿易轉移和創造效應也值得懷疑。

　　其次，亞太地區歷來存在優惠貿易條件安排利用率偏低的問題。從事生産經營活動的企業不願意準備複雜的材料證明産品的原産地屬性，更多的投資和貿易是基於相關國家自身要素稟賦。

　　第三，價值鏈再造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東亞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是亞太地區經濟結構的龐大基礎，跨國公司基於比較優勢進行生産佈局，TPP作為制度性層面的因素，難以在短期內改變這種現實。TPP成員國形成新的經濟圈並重塑價值鏈，需要付出巨大成本。

　　此外，本地區的安全形勢更趨緊張，短期尚不至於破壞經濟合作，但經濟與安全利益的互換或更加頻密，值得引起注意。

　　同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亞洲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受到地緣政治形勢的多重制約。特別是在當前半島、東海、南海形勢都相對緊張的情況下，更容易聽到關於區域經濟合作的悲觀論點。

　　事實上，過去二十多年來本地區政治局勢從來沒有放鬆過，但並未阻滯區域合作的腳步。原因是東亞地區的領導人總在尋求且總有智慧繞過這些地緣政治糾葛，推動區域合作前行。RCEP的提出就充滿智慧。東盟巧妙地提出與那些跟它有FTA的國家談自貿區，減輕了包袱，重新給東亞經濟合作釋放了空間。在當前的安全形勢下，各方尚不至於為安全領域的博弈割斷經濟聯繫，且仍存在推進地區經濟合作的強烈政治意願。□

　　（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韓立群）